二、经济全球化给发展中国家带来严重后果。

　　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从发展中国家的角度考察几百年全球化进程，我们发现，全球化给发展中国家主要带来了以下几方面的影响。

　　第一，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整体上下降了。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用三个着名的“从属于”概括了在全球化的初始阶段，全球化对不同国家的影响：“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１１］（Ｐ２７７）发生于２０世纪中叶的民族解放运动让资本主义世界感受到了广大发展中国家追求民族独立和寻求多种发展道路的呼声。在当时的国际舞台上，随着资本主义殖民体系的土崩瓦解，发展中国家展示了蓬勃向上的景象：发端于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初的不结盟运动联合自强，改变了由超级大国和西方大国决定世界事务的局面；维护发展中国家集体权益的７７国集团在６０年代中期至７０年代末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联合国成为当时发展中国家抗击西方垄断资产阶级的一个重要舞台。但是，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随着苏联解体，东欧原社会主义国家回到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人数增加了，但国际形势的变化使得发展中国家用同一个声音说话的难度也相应增加了。联合国长期受制于西方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的声音变得越来越微弱。特别是最近２０多年来，联合国要产生有利于维护发展中国家权益的决议已变得相当困难，产生强有力的谴责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决议更是难上加难。结果，发展中国家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地位越来越被边缘化，他们的权益常常“被代表”。

　　第二，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人民在生活机会方面的差距进一步扩大了。综观发展中国家，不仅在最基本的生活消费方面，而且在几乎关乎全球发展的每一个显示器上都可以找到这种差距。例如，居住在西方富庶地区的９亿人消费量占世界消费总量的８６％，他们的收入占世界总收入的７９％，消耗的能源占世界能源消耗总量的５８％，二氧化碳排放量占世界二氧化碳排放总量的４７％，拥有的电话总量占世界电话总量的７４％。相比之下，世界最穷的１２亿人口只能分享世界消费总额的１。３％、世界能源消费总额的４％、世界鱼和肉消费总额的５％和世界电话拥有总量的１。５％。［１２］（Ｐ７７）发达国家还向发展中国家转嫁环境危机，结果造成大多数人的生存环境全面恶化；全球资本流动显示了巨大的不平衡性，美国、欧洲和日本之间的资本流动多，而流向发展中国家的资本则少很多。实施贸易开放政策的结果差异很大：在非经合组织国家，贸易开放增加了工作的不稳定性，而在经合组织国家，贸易开放降低了工作的不稳定性。［１３］（Ｐ４１）可见，同在“地球村”，但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出现的种种不平等现象成了发展中国家减少贫穷和实现发展的关键性障碍。

　　第三，发展中国家的劳工承受的剥削程度加深了。２０世纪中叶以来，已完成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西方发达国家进入信息化和高科技发展时期，为了继续利用发展中国家廉价的资源和劳动力进行跨国采购和生产以获取巨大收益，西方发达国家开始向发展中国家转移部分商品的生产链。而西方发达国家凭借其在经济、贸易和科技上的强大优势掌握着全球商品生产链中最能获取利润的部分，结果导致“生产遍及全球，利润流回西方”。在西方发达国家推行生产全球化的逻辑里，利润至上才是最主要的。发展中国家的劳工承受着深重的剥削和压迫。例如，一双耐克鞋的生产成本在印度尼西亚大约是１２美元，公司支付的劳动工资是每双１２美分，而经过公司倒手后的销售价是每双１３０美元。一名印尼女工每天的收入只有２。２６美元，每周的工作时间超过６０小时，加班工作常常得不到应有的补偿，抱怨工作条件差或者没有完成定额就可能挨骂或被克扣工资。［１４］（Ｐ１５８）西方国家的跨国公司剥削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前苏联东欧地区劳工，已成普遍现象。

　　第四，发展中国家的农业对西方发达国家农业跨国公司的依附程度加深了。当今世界的种子市场牢牢把控在近十个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手中。西方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除了通过收取专利许可费的方式直接剥削外，还披着“知识产权保护”的外衣掠夺发展中国家的基因资源，剽窃发展中国家的优质农产品的知识产权。西方发达国家的几家农业跨国公司巨头控制着全球农业生产链的上游，操控着全球粮食价格和食物供给，致使发展中国家的农业生产和农产品贸易处于受制于人的窘境之中，而更加有利于粮食跨国公司巨头操控发展中国家的农业市场，进而攫取超额垄断利润，结果造成发展中国家小规模农户对种子公司的深度依赖，也在一定程度上加深了发展中国家的农民对进口农产品的依赖。如１９９８年印度尼西亚发生粮食骚乱以及随后引发暴乱，２００５年以来因粮食价格上涨在发展中国家数十个国家发生粮食骚乱。在经济全球化时代，这种依赖还易受本国货币贬值的影响而诱发粮食恐慌，直接威胁到农民的生计，从而引起社会不稳定，这又会加速发展中国家的贫困化。

　　第五，发展中国家的资财在金融全球化的过程中被西方劫掠了。２０世纪中叶，金融资本逐渐登上历史舞台并展现了肆虐发展中国家的独特功能。６０年代，重新获得政治独立的非洲国家启动的国家发展计划因各种原因破产之后，西方发达国家以及它们的跨国公司乘机给非洲的经济套上各种“金锁链”。其中，附加了多种条件的经济发展型对外援助最终给非洲人民带来灾难性结果———政局动荡、经济衰退、社会处于崩溃的边缘。７０年代，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强化金融霸权机制，加大了对发展中国家的剥削力度；国际金融市场机制由发达国家制定，这种机制加剧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脆弱性；金融深化将更多的发展中国家带入全球金融体系中来，诸多发展中国家被迫开放资本项目账户，这大大增加了本国资本流动不稳定的巨大风险和损害，特别是增加了转型国家和新兴国家的结构脆弱性；对发展中国家大量放债直接进行剥削，这使得债务国不得不承担通货紧缩的巨大压力和遭受资本外流的威胁———发展中国家的债务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初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８％到１９８２年增加到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２２％。在这一时期，墨西哥、巴西、委内瑞拉和阿根廷的债务将近占第三世界债务的７５％。［１５］（Ｐ４１－４４）坦桑尼亚偿还债务的支出是其基本医疗保健支出的９倍，是其基本教育支出的４倍。［１６］（Ｐ２３）８０年代，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加速控制和占领转型国家与新兴国家的金融市场，金融操纵成为聚敛发展中国家财富的新剥夺手段。

　　发达国家的金融垄断资本控制着国际能源、原材料、粮食等大宗商品现货和期货市场，发展中国家辛苦劳动或者出卖资源所取得的财富，借助国际金融炒家之手流到发达国家。９０年代以来，西方发达国家在发展中国家强制推行新自由主义的财政和金融政策，使发展中国家通过艰苦努力获得的经济成果遭蚕食。非洲的索马里、刚果、苏丹、利比亚、卢旺达的经济水平退回到３０年前的状况。阿根廷、巴西、墨西哥、泰国、印度、马来西亚、俄罗斯等都是结构调整计划中的失败者。

　　总之，发展中国家在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经济全球化进程中面临严峻的发展环境，但这并不必然意味着发展中国家对此无所作为。发展中国家只有行动起来，努力进行调整，才能深度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才能使占世界人口绝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的人民分享全球化的成果，逐步实现共赢共存的全球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