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以上相关内涵界定可以看出，统筹城乡发展的本质是转变二元结构，目前的重点是解决三农问题。但是现有文献对双重二元结构的成因分析不够深入，缺少从宏观上经济发展的阶段性角度进行的分析。

二、关于统筹城乡发展水平（城乡统筹度）的衡量

一般地，学者普遍使用城乡居民收入比(RI)、城乡居民生活水平比(RLS)与城乡居民消费水平比(RCL)来反映统筹城乡发展状况(URHD)，例如，郑钦玉(2009)、赵彩云(2008)采用基于UNDP的人类发展指数来构建衡量城乡关系的综合性指标，以期更综合全面地反映中国城乡关系的现状和变化趋势，分别从城乡间的人类发展指数，收入、消费、教育、健康，预期寿命等方面来分析和量化城乡关系。但该指数没有考虑到平等问题，并且指标权重相同缺乏客观依据，因此邱风、王利芳(2009)根据中国国情在基尼系数的基础上设计了一个平等指数，提出人类和谐发展指数的概念，并进行了城乡比较分析。

统筹城乡发展水平的评价方法一般可分为以下两种：

1.城乡比值。一般而言，衡量两个研究对象的差距既可以运用相对差异来衡量，例如变异系数、加权变异系数、基尼系数、锡尔系数、比值等，也可以运用绝对差异来衡量，例如标准差、极差、差值等，但最常见的是采用差值和比值来衡量两个研究对象的差距。

纵观已有的有关城乡统筹发展评价体系的文献，多数研究采用城乡比值来衡量城乡差距，例如，吴永生等(2007)、付海英等(2006)、高珊等(2006)、王婷(2008)、杨振宁(2008)、陶浪平(2008)等。

Ui=Ri/Ci(1)

I=∑Ri/Ci×Pi(2)

(1)式和(2)式中，i表示第i个指标，Ui表示城乡间第i个指标的数值之比，Ri表示农村指标的数值，Ci表示城市指标的数值，P i表示该指标的权重，I表示城乡统筹度。

城乡统筹度的高低，综合反映了城乡关系发展的程度，即城市要素和农村要素流转与协调的程度。一般而言，评价结果应接近于1，偏离1的程度越大，说明城乡发展不协调的程度越高;当I等于1时，城乡就实现了一体化。

然而，有些指标是逆指标，这些指标的农村值要大于城市值，例如反映城乡消费结构的恩格尔指数。在存在逆指标的情况下，若利用(2)式去计算城乡统筹度，就会造成计算结果存在很大的误差。现有文献往往忽略了这一点，导致评价结果不准确。基于此，张元红等(2009)提出一个修正的城乡统筹度：

I=∑(1- | Ci-Ri/Ci |)×Pi(3) 实际值和目标值比较。现有文献中，还有另外一种测评城乡统筹度的思路，即将城乡统筹指标的实际值和目标值进行比较，以此反映当前城乡融合的程度(例如，陈鸿彬，2007;许玉明，2004;邓玲、王彬彬，2008)。

用差值来衡量城乡差距，其数学表达式为：

Ui=Fi/Gi (4)

I=∑Fi/Gi×Pi (5)

(4)式和(5)式中，Gi表示该指标的目标值，Fi表示该指标的实际值，Pi表示该指标权重。陈鸿彬(2007)以发达国家和部分发展中国家20世纪90年代的某些指标为参照系，以2020年为达标年，在进行分析和预测后确定了城乡统筹发展评价指标体系中的目标值。

许玉明(2004)在参考四个信息源的基础上，经过主观分析、专家分析、数据分析等，得到了有关评价指标体系及标准。这四个信息源为全面小康评价指标体系及标准、社会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及标准、重庆市及所属的县(区、市)相关指标数据资料中的较高水平以及国际标准。邓玲、王彬彬(2008)主要用趋势预测法确定目标值。该研究对指标值进行了分类预测，阈值的确定参考了中央政策研究室全面小康评价指标体系等中的标准。 对两种城乡统筹衡量方法的评论。两种方法在选取的指标上会有较大的不同。第一种方法能更好地反映当前城乡之间的差距，但这种方法对数据的要求更苛刻，因为很多指标缺乏既分区域又分城乡的数据。第二种方法主要测评城乡统筹的现状和目标之间的差异，由于这种方法并没有要求所有的指标都有分城乡的数据，所以，这种方法在指标的选取上有更大的自由度。但这种方法也存在一个难点，即如何确定目标值。目前已有的文献在确定目标值时都有较强的主观性，缺乏说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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