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我们现在所看到的那样，这一努力的结果很糟糕——泡沫破裂、房地产崩盘、银行业也陷入了层出不穷的麻烦中。

《财经》：如果不以拉动消费为主要刺激政策，那么应当采取哪些措施来调整美国经济结构，解决失业问题?

萨克斯：仔细观察美国就业市场，你会发现拥有本科以上学位的求职者不仅有较多机会获得工作，雇用关系相对稳定，其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参与度也比较高。如果求职者没有高学历，就业机会就会低很多，即便被雇用，工作也十分不稳定，常常面临被解雇的风险。

事实上，美国大学毕业生成功抵御了全球化带来的国际竞争压力，但高中毕业生早就发现就业市场在他们的脚下坍塌了，而本科肄业生与那些没有上过大学的人相比，也几乎没有任何优势。

也就是说，美国应当为劳动人口提供高质量的教育和职业培训，提升他们的工作技能和劳动生产率，并借助科技进步和世界一流的基础设施，重振国际竞争力，从而解决失业问题。

然而，面对教育引发的就业问题，美国政府现在的解决之路却走错了方向，多年来我们不但没有增加，反而大幅削减了教育支出。

这些年来美国大学学费上涨很快。虽然有更多学生进入大学学习，但辍学率同时在攀高，很多学生因无法支付学费而不能完成学业。因此，美国政府需要出台专项政策帮助大学生完成学业。

我相信未来20年后，我们可以利用信息技术大幅降低高等教育成本。为此，美国需要一个设计精巧、执行有力的十年国家计划，加大对人力资源、基础设施和创新技术的投资。在未来十年或更长时间里，美国经济复苏必须由这类新投资和随之而来的出口增长驱动。

《财经》：你把解决失业问题的希望寄托在发展科技，提升劳动生产率上。但技术创新可能会减少对劳动力数量的要求，反而产生高失业率?

萨克斯：技术创新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确实会产生更激烈的国际竞争，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对劳动力数量的需求，但这同时也能创造更多新工作、新产业，从而推动劳动力市场的发展。事实正是如此，世界正因为科技进步而变得更加富裕，因为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获得更多收入。

我们尚未看到由此产生的长期失业趋势，所以我仍然将解决失业问题的出路，寄托在发展高等教育，进而提高劳动力素质上。

当然，技术进步和劳动生产率提高会对一些上了年纪的员工造成威胁。但一个真正成功的经济体应当利用这些进步，延长假期以拓展人们的工作外时间，而不是造就失业。

允许人们有更多的闲暇时间本身是一个进步。我最欣赏的瑞典、挪威、丹麦等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正是这样做的。这些经济体以技术先进、高等教育发达、雇员假期长而闻名，这些国家的国民在夏天通常可以享受六周带薪假期，对新生儿父母的假期安排也很宽松。

财政出路在增税

《财经》：从可行性的角度来说，加大对教育、基建和新技术的投资，会恶化本来就债务缠身的政府财政状况。而且，民主、共和两党在今年8月达成的债务上限协议，束缚了刺激计划规模，也限制了政府投资的潜力。

萨克斯：美国财政多年以来就受困于预算收入不足的问题。近年来，美国政府一方面过度削减了富裕阶层和跨国公司的税率，造成了大规模的预算缺口，另一方面却没有有效削减开支以减少赤字，这使得财政问题进一步恶化。

赤字问题十分重要，但单纯地削减开支是误入歧途的做法。政府在经济发展、基础设施建设、职业培训、教育、科技等领域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这些领域的发展程度决定着一国国际竞争力的高下。

目前，美国民主、共和两党不是大规模扩大开支，就是一味呼吁给富人减税，无差别地要求政府削减开支。他们的作为只是服务于狭隘的政治集团利益，而非真正的、广泛的公众利益，和美国经济的长期利益。

除了结束伊拉克战争削减军费外，解决赤字问题的主要出路就只有增加税收。很遗憾，增税不符合美国富裕阶层和部分政治势力的利益。

《财经》：增税是否会促使更多的美国企业外迁，从而加剧美国失业问题，也影响你寄予厚望的投资和出口?

萨克斯：美国的税收问题不仅是由企业避税行为造成的，也与政府对这种行为的容忍和支持息息相关。美国允许企业滥用税收制度，向海外转移利润就是最好的例子。Google等美国企业在海外赚取了规模巨大的利润，并将之转移到开曼群岛等避税天堂。

在我看来，这不仅是不合理的做法，更是应当通过合理监管和国际合作阻止的行为。企业自然会想尽一切办法避税，但各国政府应当合作落实各自税法。毕竟，各国企业借口全球化以逃避应缴纳的税收，是全球经济体面临的共同威胁。

在美国，企业避税行为通常得到专业人士协助，并在实际上得到税务部门的默许。许多****行为，特别是“政治****行为”缠绕其间。我将下列行为称做“政治****”：大企业为各类选举提供大笔政治献金，从而使自身在与监管者的较量中占据上风，由此被默许利用专业税务知识，转移其利润，躲避征税。

多年以来，这些企业不断要求更大幅度的减税，更多特权，假以时日，这将导致美国政治体系的崩坏。

《财经》：但共和党人士认为，给企业主减税将促使其创造更多就业。

萨克斯：在共和党人的意识形态里，美国的富裕阶层是就业创造者，因此即便成千上万的美国人挣扎着平衡收支的时候，富人享受减税也当之无愧。这种“区分-征服”式的逻辑，给美国留下的只能是社会分化，以及民众陷入憎恨和恐惧的情绪中。

《财经》：不少分析人士认为，由于两党政治分歧，美国政府最终将采用货币贬值，而非增税的手法，解决债务问题。你认为会有第三轮量化宽松政策吗?如果宽松货币政策继续，是否会引发全球主要货币的竞争性贬值?

萨克斯：美国宽松的货币政策，很有可能会延续到2012年。届时美联储很可能将延续其零利率政策，并竭力向市场投放更多信贷，为此联储很可能启动新一轮量化宽松政策，在市场上购买联邦债券。这样的宽松政策将再次制造泡沫，并影响世界金融体系的稳定。

在过去五年到十年时间里，美元早已不是一个可靠的锚货币。上世纪60年代以来，世界逐步丧失了对美元的信心，这造就了欧元的崛起。过去十年间，随着美元可靠性的不断削弱，一个新的亚洲货币合作安排也将随之诞生，这一合作很可能以人民币为核心。

当然，这一切尚未成为现实。中国现在正面临着艰巨的挑战，人民币升值问题无法回避，高额的美元外汇储备又使其对流动性和资产泡沫异常敏感。

中国需要在人民币兑美元名义汇率、实际汇率、国内货币体系稳定和出口政策之间，保持一个恰当的平衡，即维系一个合理的名义汇率以稳定国内通货膨胀的冲击。

中国正通过财政紧缩政策、提高存款准备金等手段来应对通胀，这将是一场严峻的斗争。因为只要人民币盯住美元，而美联储采取零利率政策，中国就必然会遭到短期热钱、银行业流动性过剩、以及资产泡沫的冲击。所以我建议中国采纳一个独立的货币政策，而不是继续让人民币紧盯美元。

当然，这不可能在一夜间完成，中国需要把握好政策转向的节奏，避免人民币名义汇率的急剧上升，冲击整个经济体。

我认为，未来世界货币体系很可能会逐步进入由美元、欧元、人民币共同主导的时代。而世界主要经济体在政策层面的合作至关重要。

领导力缺失

《财经》：你提出的经济发展长期战略对面临选战的政治家而言，多少有些缓不济急。选战因素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执政者的勇气和魄力?

萨克斯：我认为，美国应当反对那些层出不穷的、以选举年为指向的短期经济魔术(gimmick)，应当以十年为单位，从长时段视角出发，去重新平衡各经济领域的发展， 调整自身经济结构。

奥巴马没有将美国领出危机。他最让我失望的一点是，在拥有足够政治支持的时候，不愿意或没能力提出一个长期性的经济政策。2009年，民主党牢牢掌握了参众两院多数席位，奥巴马在美国民众那里得到了强有力的支持。不知出于什么原因，他却选择了一个只强调短期经济政策，而忽视长期战略的经济团队。因此，奥巴马也失去了从根本上调整美国经济结构的机会，我为此深感挫折。要知道在美国政治中，多数政治力量能够站在一起的机会是很少的。

2012年大选将至。我认为没有一个共和党候选人的经济政策能将美国引向正途。无节制地减税、放松对金融业的监管、限制政府功能，这些措施将加速美国经济缺陷的发展。就奥巴马而言，虽然在过去三年里，他在演讲中不断谈及重振美国长期竞争力的前提——增加对基础设施、新能源、职业培训、高质量教育的投资，但政府实际的预算支出却仍然将短期政策作为重点，我认为他也没有能力提出任何长远的经济战略。

美国政府运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总统本人的领导力。1933年大萧条期间，罗斯福当选美国总统是美国的一大幸事。他有一个无畏的灵魂，他知道如何使政府各部门协调合作，以达成较为长远的目标。我们一度认为奥巴马也是这样一个人，但现在看来事实并非如此。

我希望有一天我们能像过去一样幸运地获得一个能力出众的领导者，引领我们走出困境。这对全世界也将是一个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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