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伟大思想是马列主义思想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  
　　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灵活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中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相互关系的原理，即生产决定着分配、交换和消费，分配、交换、消费对生产有一定的影响作用。他运用这一理论具体分析了经济和财政的关系，即经济决定财政、财政对经济有一定的制约作用的相互关系原理，提出了“发展经济，保证供给”的经济财政工作总方针的理论。他指出：“财政政策的好坏固然足以影响经济，但是决定财政的却是经济。未有经济无基础而可以解决财政困难的，未有经济不发展而可以使财政充裕的。”在当时也就是要用发展生产来保障抗日经费的需要，使红军和人民在物质生活上有保障，以更好地组织人民群众，更加激发其抗战的积极性。同时毛泽东也进一步论述了两种在财政和经济问题上的错误观点：一是忘记发展经济而单纯的去收缩财政收支去解决困难的保守观点，也就是否定了经济决定财政的原理，实质上这是一种舍本求末的做法，没有抓住问题的根本，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根据地的困难问题；二是不考虑当时的财政状况，脱离实际的发展经济，也就是忽视了财政反过来制约经济的这一原理，这是一种空洞的不切实际的大计划，没有从当时的实际出发，是不适合当时根据地的环境的，即当时根据地的环境是建立在个体经济基础上的、被敌分割的、游击战争的农村环境，而且如果按照这种错误思想做事的话，是不会解决根据地的困难的，有可能还会加重这种困难。  
　　此外，在公私关系上，毛泽东提出发展经济的基本原则是“公私兼顾”或“军民兼顾”，在当时就是既要发展公营经济，也要发展民营经济，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抗日经费的供给，这是保证障供给的根本途径。所以既要反对不顾战争需要，单纯地强调政府实施“仁政”，片面地强调减轻人民负担必要的战争经费的错误观点；又要反对不顾人民困难，只顾战争需要，“竭泽而渔，诛求无已”的错误观点，这种观点就与国民党压迫剥削人民的思想异曲同工了。面对这两种片面性的观点，他分析说：“在国家极端困难的时候要人民多负担一些也是必要的，但是我们一方面取之于民，也要使人民的经济有所增长，有所补充”毛泽东根据当时特殊的历史环境提出的这一原则，隐含着正确处理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利益关系的原理，这一原理成为我们现在处理这三者关系的雏形。同时毛泽东也进一步强调了“在发展公营经济的同时要帮助发展民营经济，使人民有所失也有所得，甚至要所得大于所失”，“在财政经济问题上，应以百分之九十的精力帮助农民增加生产，然后以百分之十的精力从农民取得税收”。从这我们也可以看出毛泽东无时不忘统筹安排生产建设和人民生活，妥善处理积累和消费的关系，是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的。

　　在这篇文章中，进一步强调的另一个重要的政策是在党、政、军系统都要实行“精兵简政”。毛泽东通过分析当时的情况指出了现在的根据地已经缩小，并在今后的一个时期内还可能再缩小，庞大的战争机构是适应过去的情况的，在现在这个形势下必须解决战争机构庞大和根据地缩小的矛盾，实行“精兵简政”，达到精简、统一、效能、节约和反对官僚主义的五项目的。并分析了精简之后可以减少消费性的支出，增加生产的收入，可以减轻人民的生活负担，促进经济的发展；建立统一的工作系统，可以保证政策和制度的顺利贯彻执行，使工作效能大大提高；厉行节约，必须反对不必要的和浪费性的支出，这是一切工作机关，特别是经济和财政工作的机关都要时刻注意的问题；而从事经济和财政工作的人员，还必须克服种种贪污现象。通过这一政策合理地利用财源来保证根据地的财政供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