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文课堂的斗争性其次表现为“施”与“受”的对立。我们的教材不能“WTO”，它是国家意志力的外在体现。语文老师代表“国家”在语文课堂上提出的“三维”目标和教学要求与受教方已有的身心发展水平、知识经验、品德行为之间存在着差距——这似乎也是近年来关于“鲁迅作品成鸡肋”“鲁迅作品大撤退”争论的焦点之一。姑且撇开这种差距，仅在施教一方，也存在着许多“熟视无睹”的差异性和多样性。我常对同事们说，课堂上存在着“问题学生”，肯定也存在着“问题教师”。特别是“问题语文老师”。举个例子说，谁敢说时下美其名曰“集体备课的教学设计制度”是最理想的呢?举个例子说，人教版高中《语文》必修五有阅读鉴赏、表达交流、梳理探究、名着导读等四个部分。阅读鉴赏部分又分小说、古代抒情散文、文艺学论文、自然科学论文等四个单元，共有13篇课文，这些内容按要求要用半个学期教完。按照传统的备课方式，语文老师们各自为战，每人必须逐单元、逐课时进行教学设计，如果按一位老师每周5节语文课计算，这半个学期备课时数不少于50课时，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工作量。过去说语文老师辛苦，一指备课，二指批改作文。但是“集备”之后，据我所参与的，大家借助现在的电脑技术，采取分工协作，把各自的备课任务分解之后，然后通过邮箱实现共享。这样的流水线作业直接体现于课堂，其效果常常是穿别人的“鞋”走自己的路、拿别人的“米”下自己的锅。至于适合不适合自己的学生，老师们大多无暇顾及。长期以往，“集备”将成为可有可无之物，目标性教学将走进死胡同，语文课堂会在学生的淡漠中变得更加逼仄。

编辑老师在此也特别为朋友们编辑整理了2015年教育基础理论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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