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博弈

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王辉耀向《中国科学报》记者介绍说，从世界发展潮流来看，全球化发展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货物贸易的全球化流动;第二阶段是资本的全球化流动;现在开始则进入第三阶段，即人才的全球化流动。在这一阶段，国家间的竞争已超越单纯的技术和市场竞争，日益演变成全球范围的人才资源竞争。

纵观全球，世界各国在人才争夺战中各出奇招。美国早已颁布《美国竞争力法案》，提出了“面向21世纪的人才竞争力计划”;日本连续制定了三期“科学技术基本计划”，并制定了《创新25战略》，提出“培养世界顶级研究人员”;加拿大通过实施“首席研究员计划”，面向全球吸引顶尖级研究学者;韩国则确立“技术立国战略”，出台了《国家战略领域人才培养计划》。

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施一公在日前举办的“哈佛校友中国公共政策论坛”上表示，我国的科技水平总体上还远远落后于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我国的高层次人才储备甚至还不及美国的1/10。而且，令人担忧的是，中国留学生中最为优秀的青年在完成学业后，如果能在欧美一流大学和科研院所获得工作机会，即使国内单位提供类似的研究支持和生活待遇，大多数人仍会放弃回国的机会。

“人才战略已不是权宜之计，而是上升到了国家战略的高度，成为谋求国家发展、提高国际竞争力的首要战略。中国已经到了主动吸引、争夺国际顶尖人才的阶段。”王辉耀表示。

“以自然科学特别是生命科学为例，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美国和欧洲都制定了长期有效的常规人才计划。”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饶毅指出，我国的人才计划传统上以任务导向而非以人才导向为主。这种人才计划导致了长期以来对人才培养及大环境营造的忽略。

正如饶毅此前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所举的例子，中国有一种酱缸文化，在这种文化氛围中，最优秀的人才往往受到挤压而不能崭露头角并发挥出最大的作用。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根据需求和能力，我国设立了多个人才为本的计划，尤其是集中在自然科学、工程以及部分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如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建立的“杰出青年基金”，教育部建立的“长江学者”，中国科学院设立的“百人计划”以及近年来设立的全国性的“千人计划”、“万人计划”。

据介绍，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杰出青年基金”是较广泛的一个人才导向计划，当时主要考虑了中国缺乏国际竞争力、中青年科学家外流等因素。“杰青”主要支持一批45岁以下的研究人员，为他们解决一次性研究经费的问题。教育部的“长江学者”则包含个人收入补贴和研究经费，最初也是为了挽留已回国和回国不久的人才。中科院的“百人计划”与教育部的“长江学者”功能相似。

以上几个人才计划随着时代和国情的变化而不断发生变化。特别是它们都不再主要发挥吸引和支持起步人才的作用，而是侧重于奖励和鼓励在国内有较好工作的45岁以下人才。

饶毅认为，我国在2008年推出的“千人计划”、2010年推出的“青年千人计划”及时弥补了人才导向计划缺口，并在国力增加、国情需要的情况下，将人才吸引层次进一步提高。而2012年推出的“万人计划”就是为了支持已经回国的人才继续开展工作。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潘晨光认为，中国是名副其实的人才大国，但还不是人才强国。人才的强更多地体现在人才的质量、结构和作用上。发达国家人才对GDP的贡献度一般在50%至70%之间，而我国只有26.6%;世界一流科学家中我国仅有100多人，仅占世界的4.1%，而美国高达42%。

“人才竞争的背后是制度的博弈。”潘晨光认为，在这轮新的国际竞争中，只有抢占人才制度竞争的制高点，才能占据科技、产业竞争的制高点。

中国式引才的不足

近年来，我国出台了一系列吸引国际人才和海外高层次人才的政策，但这些政策往往出自不同的政府部门，彼此缺乏统一协调的能力。同时，这些人才制度大都属于规范性政策文件或部门规章，法律约束力不强，难以获得应有的实施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