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琦翔表示，服装企业偏爱女工，但温州服装企业的男工是主流，约占七成，“女性供给不足，连缝纽扣这样的活都是男人在做。”陈诗达则认为，企业的男女工比例事实上没有“9：1”这样悬殊，“这与女工找工作的方式有关——倾向于亲戚、朋友介绍，较少去职介中心。”
工资难涨至员工预期
四川宜宾的张富友1993年起出外打工，2003年后基本在温州。他说，近年温州的工资有上涨，但生活成本涨得也快，去年，光是吃的，大米从1.7─2元/斤涨到2.5─2.7元/斤，青菜从1.5元/斤涨到2.5元/斤，猪肉从9元/斤涨到14─16元/斤。
而据温州市职介中心统计，近3年农历正月初七至正月十一所有工种的月均工资分别为1548元、1810元、2336元，今年仅比去年上涨29%。
早报记者在职介中心采访多位民工，他们均认为企业开出的工资太低，月薪与预期有500─1000元的差距。4名婉拒乔顿服饰工作的民工，理由也都是工资低。据介绍，乔顿服饰的月薪在2000─3000元。肖峰称，龙湾工业园区内企业的工资水平与乔顿服饰相仿，与成都比起来并没有太大优势，“成都的服装企业，月薪也多在1500元左右，有些皮革技术工种5000元，比温州还高。另外，成都工业园区比温州整洁，员工间也少地域隔阂。”
周德文表示，温州制造企业的年毛利润才1%～3%，不可能再给员工增加500─1000元的月薪。
中国社科院的《社会蓝皮书》显示，东部与中部、西部的民工月收入差距不大。如2010年男性初中学历民工的三地平均月收入分别为2403元、2105元、2137元。而且，随着中、西部制造业的发展，当地也出现招工难。去年二季度，东、中、西部的求人倍率比分别为1.08、1.07、1.04。中西部有些地方已开始干预民工流动，希望就近就业，先满足本地所需。温州市服装商会常务副秘书长陈琦翔告诉早报记者，广西某县制造业工人的月薪已达1500元;有些地方的村长还劝说壮年劳力留在当地打工，春节后甚至会在村口截留外出打工的村民。
更麻烦的是，民工总供给量在减少。中国社科院《蓝皮书》称，农业户籍人口出生率自1980年代开始下降，随着教育分流和人口结构变化，民工这个城市劳动力“蓄水池”的水位开始下降。温州市职介中心的统计显示，求职登记数自1990年代一路上涨至2002年的506284人次后逐年减少，去年为107026人次。
用工转型将成解决方向
“解决招工难的关键是转型升级，提高劳动生产率。”浙江省公共行政与人才人事科学研究所所长陈诗达表示，招工难已从2003年延续至今，幸运的是，从浙江去年9%、之前持续多年的两位数GDP增幅看，低端劳动力短缺并未成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这给转型升级留出了时间。当下的重点是提高劳动者素质和劳动生产率，为转型升级创造条件，而前者必须快于后者，“打个比方：买了高精设备，没有工人懂操作总不行。”
“当前一些政府部门的角色定位有偏差——总把自己定位成职介，去中西部招工，招来的人又很快流走。”他表示，政府应该构筑良好的用工环境，促使企业转型升级、提高劳动生产率，这样才能形成良性循环：企业创造更多利润，加大技术开发、改造投入，提高生产率，提高工人工资。
主营女鞋制造的巨一集团总经理潘建中表示，目前企业年销售额10亿元，以行业平均水平计需5000名工人，实际只3000多人，原因就是通过管理和技改提高劳动生产率，如将电脑针车从2008年的2台增加到50台，精度远高于人工，生产率是人工的5─10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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