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由于我国对失业的统计口径与国外不同,用失业率表示的我国失业水平比美、日、欧要低,我国1998年公布的失业率为3.1%,  低于同期美国的4.6%、日本的4.1%和欧盟的10.2%。但比较之后便会发现,我国的实际失业率要高于美、日,大体与欧洲相当,可能还会高于欧洲。首先,我国在“失业人数”与“劳动力资源总数”上的指标口径不一致。我国目前对失业人员年龄限定过窄,劳动年龄的下限规定为16周岁,上限为男子为50,女子为45岁,而我国规定的法定退休年龄男子为60岁,女子为55岁。而男子大于50岁,女子大于45岁的有劳动能力并仍在积极寻找就业机会的人并没有被统计在失业人口中。其次,我国失业人口的定义以是否在当地就业机构登记为标准,登记的劳动力才被统计在失业指标内,而可以肯定的是有相当多的失业人员没有登记,这就在统计上出现了漏洞;第三,我国对失业率的统计是以城镇职工为对象的,对农村中的过剩劳动力,特别是涌入城市的“民工”则不包括在统计范围内。这反映了国家公布的失业统计还不完整,不能准确的反映我国失业状况的实际。更重要的是,这种比较表明我国失业问题可能比统计数字反映出的更要严重。

二、我国当前失业现象的主要特征

目前,由于经济持续不景气,多数西方发达国家也面临相当严重的失业问题,但由于我国目前正处于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时期,在失业问题上有其自身特有的特征。

首先,菲利蒲斯理论认为,失业率与工资增长率,或失业率与通货膨胀率之间存在此消彼涨的反比关系,这也是西方市场经济国家政府治理失业和通货膨胀的一个理论依据。但我国的实践却并没有证实这一理论。我国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当经济增长率和物价都呈上升趋势时期,城镇失业率却并没有降低,而在经济波动的回落期,在经济增长率和物价上涨率降低时,城镇失业率依然在上升。由于我国城镇失业主要来自国有部门和集体部门,这表明,固有企业和集体企业处境艰难的主要原因是体制原因,单纯运用货币扩张政策、扩大需求政策缓解国有和集体企业困难的效果是不会太显着的。要解决这种困境取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力度和深度。

其次,失业的市场化特征越来越明显,“下岗分流、实施再就业”强调的是失业和下岗人员“自谋职业”,过去那种把国家统一安排、截流进城民工作为解决失业的主要措施的做法已完全抛弃,用市场手段解决下岗和失业问题已成为目前的主要措施。但“单位制”的约束依然存在,下岗不表现为失业,是传统“单位制”就业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的表现。

第三,隐性失业问题。隐性失业是我国一个独特形式。长期以来,我国只注重经济增长速度,采取的是忽视投资效率的高投入与粗放经营,许多部门积淀了大量的富裕人员,这等于国家用大量的投资资本把失业者养起来。另外,错误理解了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关系,没有制定消化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城市化发展的长期政策,尽管目前国有和集体部门中大量富裕人员因效益不佳而大量下岗或失业,却依然有大量的富裕人员存在于国有和集体企业、事业单位和政府部门,加上没有被列入失业率统计的农业剩余劳动力,这一数字是非常可观的。据有关资料分析,我国目前现有就业人口中的隐性失业率仍可能高达27%。

第四,“所有制偏好”与“超预期偏好”现象。随着市场化进程的加快,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在这种形势下,我国又出现了一个奇怪的就业现象:拥有大量下岗职工的企业却雇佣大量的临时工,而临时工主要来自农村或中小城镇,因此出现了很多大城市中外来务工者远比下岗工人多的现象。这是一种典型的“所有制偏好”或“超预期偏好”,为等待有保障和高工资的工作而宁愿放弃已经出现的低工资工作机会,使许多下岗人员长时期处于失业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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