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国企业技术融合的路径依赖。

　　经济的演化具有一定的路径依赖特征，这种路径依赖性更多地体现在技术变迁和制度演进上，从而使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也沿着一定的路径发展。路径依赖的存在会有利于现有技术经济制度发展，而不利于其他技术经济模式的产生和壮大，从而使得强者越强，弱者恒弱[4]。

　　1. 路径依赖的理论研究。

　　路径依赖的特定含义是指人类社会中的技术演进或制度变迁均有类似于物理学中的惯性，即一旦进入某一路径（无论是“好”还是“坏”） 就可能对这种路径产生依赖。路径依赖问题首先由保罗·大卫在1985 年提出，之后W·马兰·阿瑟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形成了技术演进中的路径依赖的系统思想，后来，道格拉斯·诺斯将前人有关这方面的思想拓展到社会制度变迁领域，从而建立起制度变迁中的路径依赖理论。

　　在诺斯的制度变迁路径依赖理论中，主要指出了三点：第一，制度同技术一样，存在着报酬递增和自我强化机制，这会使制度的既定方向在以后的发展中得到强化，即沿着良性循环轨道得以迅速优化，或者顺着原来的错误继续下滑，弄得不好，还会被锁定在某种无效率的状态，一旦被锁定，要脱身而出就需要借助外部效应，引入外生变量或依靠政权变化才能实现对原有方向的扭转。第二，制度变迁除了受报酬递增机制的影响外，还受市场中交易因素的的影响，如果没有报酬递增和不完全市场，制度就会变得不重要。第三，制度变迁比技术演进更为复杂，政策行为者具有不同的主观主义模型，这是各种制度模式存在差异的重要因素[5]。

　　“路径依赖”源于制度演进过程中的正反馈机制，这种正反馈机制又通过制度的规模效应、示范效应、协调效应以及适应性预期来表现[6]。具体来说，规模效应指的是在制度变迁过程中，当制度主体改变现有制度形式而采用另一种新的制度形式的时候，由于惯性力量的存在，会使新制度的实施受到一定的阻碍，实施规模也会由此受到限制，这便会带来新制度实施成本的提高，但是随着新制度的实施和范围的扩大，其原始成本投入会随着相关制度实施情况所能够带来的规模扩大而有所下降，这种情况类似于规模经济所带来的边际成本下降的情况。示范效应指的是新制度实施所带来的效益会带来人们的行为追赶和效仿学习，从而使越来越多的行为主体采用该制度，加速新制度的实施和扩散，这是推动制度变迁的重要方式，但是越多的群体采用某项制度，该项制度今后的改变和转型就越困难。协调效应指的是制度及与其配套的相关规则的协调关系，即制度主体之间为了既定的利益而相互配合的活动，这就带来了一种现象———对既定制度补充和协调的配套措施的实施会引起利益连带效应，这就像一个链条，其中任何一环发生断裂势必会引起整个链条的松散。在制度变迁中，当与既定制度相配套的相关规则建立起来之后，任何改变既定制度的行为都会对整个制度链条产生危机，不仅对制度利益主体，而且对配套制度的相关利益者都会产生影响。适应性预期指的是实施制度的主体者对已经产生效益的制度及其配套体系的心理预期会随着效益的增加而增强，并且会随着该种制度体系的实施而继续对未来的利益进行预期，这种预期一旦建立便会具有很大的稳定性，对新制度会产生潜在的抵抗力。

　　路径依赖所体现的是一种正反馈机制，涉及的主体行为具有强化性和稳定性，要想用其他某种新的制度代替现有制度，就必须要打破现存的路径依赖，这不仅是个制度的重新制定和实施问题，而且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到整个行为主体的各方面的配合，包括组织体系、生产体系、观念体系等相关部门的一致行动。

　　在制度或者决策产生之初，往往是随机事件决定着制度的状态，配合制度的推广和实施，必定会有大量的原始投资成本，随着制度实施程度的不断加深，范围不断扩大，其投资成本也会随之下降，并且会有大量的行为主体参与到制度的推广过程中来，示范效应得以产生；共同利益使既定环境下相关主体行为联系更为密切，从而刺激了协调效应的产生，这种效应会使行为主体之间产生一种依赖原有的制度框架、不愿做任何改变的现象，久而久之，行为主体的惰性就表现出来，并派生出很多非正式的共同规则出现，沿用着这些制度链条便会使行为主体产生适应性的预期；当适应性的预期状态稳定时，对原有制度的改变就变得较为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