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公司融资结构决定公司治理的方式和程度

为解决以上代理问题，股东常采用“用手投票”和“用脚投票”方式行使自己的权利;而对债权人而言，则通过相机控制机制、债务本身的激励约束机制以及银行监控机制来实施治理。大额股份持有者可以进入董事会，通过董事会直接选择、监督经营者，直接制定企业的发展战略和重大决策，检查经营者的工作绩效，即通过“用手投票”方式来进行控制;而小股东只能在证券交易所通过买卖股票，即通过“用脚投票”来进行干预。作为主要债权人的银行，可以通过多种方法对借款公司实施控制(Gray，1997)。首先，银行可以通过是否提供信贷对公司施加影响，这一影响力的大小主要取决于公司其他可供选择的融资来源;其次，在借贷过程中，可以通过法律或信贷合同，要求获取公司的信息、对公司进行审计或直接参与公司决策;最后，在债务公司违约时银行会获得特殊权力，如取消债务公司对抵押品的赎回权、清算或重组，甚至会获得公司的股权。

（四）公司融资结构决定着公司破产清算的控制方式

当企业出现财务危机或困境时，可通过清算或者重组的方式加以解决。一般而言，债权人愿意选择清算，而股东愿意选择重组方式，这是因为债权人具有优先清偿权，而股东则是清算的最后索取者。公司融资结构的安排对破产企业的控制选择也有决定性影响。如果负债比重大于权益比重，选择清算的可能性就大，反之，选择重组的可能性就大。如果债权人比较分散，单个债权人持有的债权比重相对较小，重组协议达成的成本就高，清算的可能性就大。相反，如果债权人比较集中，单个债权人持有的债权比重较大，达成重组协议的可能性就大。

二、融资结构视野下我国国有企业治理现状分析

以上理论表明，公司融资结构决定着公司治理效率。然而，这一研究结论的获得隐含着重大前提，即以上研究的企业和银行均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资本主义企业，均以自身企业价值最大化为目标，无需承担就业等政治任务。对于目前正在建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中国而言，上述条件尚未能完全得到满足。我国国有企业或国有上市公司治理效应低下，主要体现在国有产权主体虚置、股权结构不合理、债务治理效应弱化、董事会缺乏内部制衡、监事会功能偏弱、以市场为基础的外部治理机制发育不全、信息披露不规范等方面。为提高治理效率，我国进行了数次融资制度的变革和融资方式的调整，企业融资结构也发生了显着变化。但由于融资机制不顺，企业治理效应的改进并不显着，主要原因在于

（一）融资体制变迁导致企业融资结构具有明显的制度依赖

我国国有企业融资体制先后经历了财政主导型融资、银行主导型融资和多元混合型融资三个阶段。财政主导型融资体制集中有限的财务资源解决严重短缺商品的供应问题，体现了社会主义的公平性。但由于政府制订的计划往往脱离企业实际，企业不能根据市场的需要相机选择灵活多变的融资政策，导致财务运行的低效率，财务行为受到政府的严格管制。该模式必然导致国家财政收入的下降和国家财力的衰竭，很难长期维持下去。为了强化资本结构对国有企业经营者的约束，从1979年开始，政府开始试行“拨改贷”制度，逐步形成了银行主导型融资模式，融资权回归到企业。而“拨改贷”将国有企业和国有商业银行牢牢地捆在一起，企业的资金来源主要由银行提供，提高了企业的负债率，使国有企业成为“无本企业”，企业与银行间形成一种具有“软约束”特征的信贷关系。企业的“高负债”，导致了20世纪90年代末期的“债转股”改革，也标志着我国进入多元混合型融资阶段，“债转股”将商业银行对国有企业的债权转为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对企业的股权，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国有企业的负担，优化了企业的融资结构，降低了银行的金融风险。但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所有权属于国家，作为控股股东的国家只能通过委托代理人来行使其所有权和投票权;而委托代理人在行使投票权时都面临着激励约束问题，存在着信息不对称和权力责任的不一致，这导致公司的“内部人控制”现象严重，股东“用手投票”机制缺乏。

可见，我国国有企业融资结构具有明显的制度依赖，其在强化公司治理方面的作用甚为微弱，国企的独特属性使治理机制难以发挥应有的影响。“高负债”或“股权高度集中”的特点并不是企业在市场化融资机制条件下进行融资决策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