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再看看问题的另一个方面,即如何解释重大的技术创新对于整个社会经济所产生的影响。一种重大的技术创新的扩散,事实上意味着一种生产方式在竞争中取得了相对于其他生产方式的优势。在创新和扩散的过程中,单纯的目的论模式就不适用了,因为这里必然会出现超越个别目的论设定的难以预料的社会后果,概括地说,新的生产方式在掌握社会生产的过程中,会与旧的制度框架发生不可避免的冲突。

在这个问题上,熊彼特派经济学家卡萝塔·帕蕾兹提出来的“技术-经济范式”(techno-economicparadigm)的概念,○20为我们提供了另一个可资借鉴的理论模型。“技术-经济范式”是“技术革命”的伴生物,按照帕蕾兹的说法:“一场技术革命可以被定义为一批有强大影响的、显而易见的新的、动态的技术、产品和部门,它们在整个经济中能带来巨变,并能推动长期的发展高潮。”“每一次技术革命都是新产品、新部门和基础设施的爆炸性发展,它逐渐产生出新的技术-经济范式,这一范式在这一套技术的扩散期间,对企业家、经理、创新者、投资者和消费者在个人决策以及他们的相互作用方面加以引导。”每次技术革命都不可避免地带来一场范式的转换。按照帕蕾兹的定义,“技术-经济范式是一个最优化实践的模式(a best-practice model),它由一套普遍的、同类型(generic)的技术和组织原则所构成,这些原则代表着一场特定的技术革命得以运用的最有效方式、以及利用这场革命重振整个经济并使之现代化的最有效方式。一旦得到普遍采纳,这些原则就成了组织一切活动和构建一切制度的常识基础。”

帕蕾兹的技术-经济范式的概念,首先强调了“设计者、工程师和管理者们所持有的基本方法(approach)和‘常识’的改变”,这种改变是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得到社会普遍采用的前提。另一方面,新的生产方式在向社会生产各部门扩散的过程中,会与“社会制度框架”(socio-institutional framework)发生不可避免的冲突。帕蕾兹就此写道:“社会制度框架适应于每一种范式,进而影响着技术潜能得以展现的方向,以及这一潜能的成果如何得到分配。但是,这种深刻的适应对于下一次技术革命的引进和扩散会逐渐地成为一个障碍。一个已经建立了无数行为惯例和习惯、准则和规章的社会,为了适应前一次革命的条件,会发现难以消化新的革命。因此,一场制度的创造性毁灭过程就发生了,在拆毁了旧框架的同时,逐渐安装上新的。”

在我们看来,帕蕾兹的观点可以看作“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原理”的具体化。新的生产方式带来了更高的生产力,但新的生产方式得到普遍采用,并不是一个自动的过程。与既有的生产方式相适应的那些惯例、准则和思想习惯的变化,是使新的生产方式得到普及的不可或缺的前提。在帕蕾兹那里,新的生产力和生产方式并不与生产关系直接展开冲突,而是通过技术-经济范式为媒介,体现为这一范式和“社会制度框架”的冲突。技术经济范式作为和创新相关的技术原则和制度原则,意味着一套新的行为惯例的出现,这套植根于新的生产方式的行为惯例,与旧的“社会制度框架”,即旧的“行为惯例和习惯、准则和规章”相矛盾。在这里,帕蕾兹对所谓“制度”(institution)的界定,与老制度主义者凡勃伦的思想显然是一脉相承的。这个“制度”概念与马克思的生产关系概念是不是相互排斥的呢?贾根良教授在一篇论文里曾经简略而深刻地谈到这个问题,他写道:“关系是通过规则(制度)而定义的,……在乘续凡勃伦传统的旧制度学派中,制度被进一步定义为社会中占支配地位且惯例化的思想与行为习惯。……马克思的生产关系概念实际上是指惯例化行为所产生的人们已经习惯了的产权关系结构,这种新的阐释如能成立,我们就在马克思与凡勃伦之间建立起了更广泛的联系。”

规则、习惯等等都是针对活动而言的。这些规则、习惯的改变,影响和改变着人们生活于其中的生产方式、以及发动“第二种目的论设定”的方式,进而改变人们之间的生产关系。另一方面,生产关系的改变虽然是以规则、习惯的改变为前提的,而这些规则、习惯无不具有“惰性”,不会自动发生改变,相反,它们还会抑制新的技术-经济范式的成长,阻碍新的生产方式成为占社会主导地位的生产方式。也就是说,整个变化和变化传导的过程远不是决定论的。在这个意义上,帕蕾兹的概念和理论的确弥补了传统历史唯物主义的空白,分析了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如何在社会上占据优势的过程,以及以生产力和生产方式的变化为一方、生产关系的变化为另一方的变化传导过程。

三、结语

今天,在马克思的方

法和理论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全面而完整的技术创新的政治经济学,仍是一个有待完成的任务。在这方面,当代新熊彼特派技术创新经济学或演化经济学,为我们提供了极其重要的借鉴。演化经济学或新熊彼特派经济学,是在上个世纪70和80年代涌现出来的一股思潮,它不满于新古典主流经济学对技术创新和经济增长的关系的解释,力图在理论上另辟蹊径。目前,“新熊彼特派经济学”这个词还不具确定的理论含义,大体上,像多西(G. Dosi)、纳尔森和温特(Nelson and Win-ter)、弗里曼(Ch. Freeman)、麦卡佛(J. S. Metcal-fe)、罗森伯格(N. Rosenberg)、卡萝塔·帕蕾兹(C. Perez)等许多人都可以划归这一派别。在一篇发表于1994年《剑桥经济学杂志》、题为“技术变革经济学”的学术综述中,弗里曼使用了“新熊彼特派经济学家”这个称谓。弗里曼还指出,新熊彼特派经济学家或演化经济学家“共同拥有一个来自熊彼特(和马克思)的基本假设: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首要特征在于,它是一个与技术创新和组织创新联系在一起的、具有演化性质的搅动过程(evolu-tionary turmoil)。”○25

新熊彼特派经济学或演化经济学的崛起,一方面意味着新古典经济学的话语霸权遭到了削弱,另一方面,也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复兴提供了一次难得的机遇。双方在反对新古典均衡范式的态度上存在着默契。而且,由于马克思主义提供了唯物史观这个方法论和关于资本主义发展或再生产的一般理论,而新熊彼特派经济学更侧重于实证研究,彼此之间有着进行对话和创造性融合的广阔空间。

小编为您准备的如何做好技术创新工作，希望可以帮到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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