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监管资源问题
企业诚信严重缺失，监管长效机制尚未有效建立，再加上经济高速发展与法律法规的滞后性，经济全球化和市场监管国际化的趋势，都对工商部门提出了更高的监管要求，监管资源有限性与监管职责无限性之间的矛盾不断突出。20年来执法干部编制增加很少，但监管对象、任务、要求等，是数十倍地增长。以奉贤分局为例，1984年各类市场主体约5800户。商品交易市场10多个；到2008年底，各类市场主体近7万户，各类商品交易市场76个，场内经营者约有3272户。还有小杂货店等各类无照经营近万户。近来又增加了食品安全、网络交易等新的艰巨的监管任务，然而在辖区700多平方公里土地上，一线监管仅有8个工商所、100多名干部，监管所需的人力等资源严重不足。
3、监管方式方法问题
监管的本质要求将个人、私人或小团体的利益与更广大的公共利益加以权衡比较，而且常常需要为公共利益牺牲个人、私人或小团体的利益。因此，在监管执法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不可调和的矛盾。监管人员必须在相互冲突并不断变换的利益之中艰难前行。为了追求案件数和罚没款以显现一年的工作业绩、应对考核，为了保证监管执法经费又不得不抓办罚没款大案，基层工商所必须将主要精力放在办案和收费上；为了每年的行风政风测评取得好名次，有时又不得不迎合某些地方政府官员及有关利益集团或知名人士的需要，降低注册登记的条件。实事求是而言，郊区工商部门综合监管效果还不够理想；监管创新主要是对监管内容的再安排。给市场秩序带来不可忽视的风险。基层工商监管执法实践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常常是疲于奔命、忙于应付，行政执法效率不高。现在，离开了收费和罚没款考核目标，基层领导干部又感到没了有力的管理抓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