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管理理论中，领导和激励密切相关，只有理解了人们的真实需要和行为动因，才能更好地理解激励问题，从而实现有效的领导。

我国古代有代表性的人性理论是儒家的“人性可塑说”。西方行为科学都假定人性不是一个“变数”，管理者只有设法去适应人性。而中国传统文化更强调后天的塑造与引导，如荀子主张“导人去伪”，孟子主张“领悟善端”，这比起单纯被动地适应人性会取得更好的管理效果。

今天我们大力倡导“经营人性”，只有在“人”的意义上，才能够对行政管理的良性、持久发展有一个清醒的认识。道理很简单：管理，只有基于对中国人内在价值观与幸福感理解的基础上才能收获成功。

相对而言，西方管理学注重对物化结果或阶段性成果的控制，强调控制的实效性;中国传统文化则偏重于对人的控制，因而控制的标准模糊、不精确但更具柔性。

道家主张“无为”而治，恰是最有效的控制。这一思想被彼得.圣吉称为“无为而治的有机管理”。给下属充分的行动自由去实现某构想，并对所产生的结果负全责。不再通过传统的复杂的控制系统，而是“通过学习来控制”，致力于改善思考品质，加强反思与团队学习能力，从而达到“无为而治”的最高管理境界。

“无为而治”是道家思想中的核心命题，老子讲的“无为”是达到“无不为”、“无为治’这一目的的手段。确切地说，无为管理的实质是把人的社会性减到最低限度，通过恢复人的自然属性的方式来达到理想的管理效果。

四、传统文化与现代行政管理的共生

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管理的契合绝不是一种偶然，它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西方物质文明是可以共生的。

美国通用汽车公司董事会主席罗杰.史密斯曾这样谈及他在《孙子兵法》中学到的东西：“今天没有一个对战略的相互关系，应考虑的问题和所受的限制比他有更深刻的认识，它的大部分观点，在我们当前环境中仍然具有和当时同样的重大意义。”历史上积淀下来的诸多文化遗产瑰宝，在形成中国现代行政管理模式的战略运筹理论过程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西方管理惯用“二分法”把完整的组织划分为‘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两大对立阵营。中国文化推崇圆满和谐，认为只有组织内处处融通一致，才能形成一广大和谐的系统。打破这一系统，组织便不得安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