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动农民工实现体面劳动的目标，需要从多方面入手加以解决，不仅在提高农民工的素质和基本技能、通过工会组织提高自我保护能力等方面下工夫，还要在加强制度建设、完善服务质量和服务水平等方面提高多方面的保护。

(一)开展具有针对性的农民工培训。

培训是提高劳动者素质的有力途径，从而能增加获得更好的工作和晋升的机会。尤其是通过劳动力输入地的需求和输出地的培训相结合，有针对性地培训可以帮助来自农村的劳动者提高技能水平，能有效地增加农民工的就业机会。由国家相关部委、职业和技术学校以及私人培训机构合作开展农民工的培训活动达到了一定的效果。规模最大的是“全国农民工培训计划”数千万农村劳动力提供短期职业培训和增加外出就业能力的培训和指导。另外，由六部委联合启动的“阳光工程”也提高了劳动者的技能，在劳务输出大省的效果尤为明显。通过培机构训和职业介绍互动，促进参加过该培训的农农民工有效地增加获得非农工作的机会。

(二)提高农民工社会保障范围。

由于政策制定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衔接差异，尽管中央政府政策强调要解决农民工社会保障覆盖问题，但实施需要地方政府承担更多的责任，而且各地在解决具体问题时可以采取不同的方式。在深圳市，农民工与城镇职工实行同等缴费、享受同等待遇;而浙江是在现行城镇社会保险制度框架之内根据农民工的情况适当降低门槛;上海实行单独的农民工社会保险制度[5]。政府实施新的养老保险政策，帮助解决养老保险的不可转移问题，允许农民工养老保险跨地区接续，可以有效解决由于不可跨地区转移所造成的农民工养老保险参保率低和退保率高的问题。

(三)改善农民工职业安全与卫生环境。

农民工职业选择的余地相对较小，许多人不得不在高危岗位就业，这样职业安全卫生成为农民工就业权利考量的重要方面。据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2006 年的抽样调查，在煤矿、非煤矿山、危险化学品生产、烟花爆竹四个高危行业的从业人员中，农民工占 56%。尽管国家关于职业安全的法律法规有150 多条，但并不是所有的法律法规都得到了良好地贯彻[9]。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进一步加强劳动监察工作，加强劳动监察深入工作场所进行建议和执法的能力，监督用人单位依法创造包括提供安全设施安全的工作环境。当农民工遭受工伤或者职业疾病的时候，不管是否签署劳动合同，用人单位都应该负责任。劳动行政部门可以通过执法促进用人单位遵守诸如限制工作时间等工作条件方面的法规。

(四)发挥包含农民工在内的工会组织作用。

外出务工人员微弱的谈判能力和劳资纠纷数量的增加说明了有效社会对话的必要性，积极组织和协助农民工建立自己的工会组织，以确保他们拥有有效的发言权和代表性，向成员通报信息并确保农民工了解他们的权利以及国家和地方的政策法规;与输出地和输入地的工人组织建立联系网络，以确保农民工了解自己的权利，并在外出务工全过程中都能够获得帮助;与其他社会伙伴和农民工组织协作，以确保其在经济、社会和政治生活中获得更好的代表性和参与性;在集体谈判和社会对话过程中将男性和女性农民工的特殊关注点进行整合;与政府、雇主组织和非政府组织保持良好的工作关系，倡导知情、透明和以权利为基础的农民工政策[9]。

(五)向农民工开放就业服务。

就业服务机构是提高劳动者就业能力和推动劳动力市场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调节劳动力市场的供需有着重要作用。国际劳工组织在 1948 年的《就业服务公约》要求公共就业服务应该“以最佳的方式把就业市场组织起来，使之成为旨在确保充分就业、开发利用生产力资源的全国性计划组成分”。就业服务机构既可以成为劳动力市场中歧视做法的炮制者，也可以成为获得平等工作机会和改进劳动力市场透明度的促进者。就业服务机构应保证有效地招聘和安置工人，并且应采取措施适当地满足特殊类别求职者的要求，消除和预防各类歧视进行了规定，对于经常面临歧视的农民工群体尤为重要。寻求开发、规范并改善就业服务，城市公共就业机构向流动人口提供援助，农民工可以获取完善可靠的就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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