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社会管理中非正式制度供给匮乏削弱管理效度。

在现实生活中发生作用的制度其实包括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正式制度是人们有意识地对社会行为确定的规范，具有一定的强制性，一旦确立就会形成制度刚性对行为产生深刻的影响；非正式制度是指人们在长期交往中自发形成并被人们无意识接受的价值道德规范、风俗文化习惯以及意识形态等内在行为规范。在社会发展过程中，非正式制度不可缺失，即使在正式制度非常完备的现代国家，也不可能把人们行为的一切都置于正式制度控制之下，仍然存在由非正式制度进行调整的空间或领域。一些转型国家的制度化过程经验也表明：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不均衡和不相容，整体制度变迁则不可能成功。如果说正式制度供给是社会演进“函数关系式”的一个常量，那么非正式制度影响则是此函数式的一个重要变量。两种制度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发挥的效能和作用的力度可能存在差异，但有效的整合可使社会管理效能更为显著。我国地方政府往往重视正式制度对行为的规约而忽略了非正式制度对行为的影响。现实也表明，在社会管理过程中两者都可以影响社会管理创新的过程及效能。社会管理创新应更加注意区域治理与非正式制度之间的持续互动过程。社会管理依赖于区域精神、参与精神以及治理文化等非正式制度的支撑，社会管理正式制度的创设要以非正式制度为基础，这样才能将正式制度内化为非正式制度，以达到社会治理的理想状态。

（四）社会管理中社会组织的限制性困境与适应性创新问题。

学界对社会组织的理论渊源、定义、功能、其与国家的关系、自身能力的建设以及成长的动力困境等作了较为详细的研究，也论证了其具有紧密联系民众、维护民众利益、整合民间资源、积累社会资本、自我管理、自我服务以及提升管理效能等积极特性，因此社会组织被赋予在我国社会管理中发挥“准”主体性作用。我们在肯定社会组织的积极特性的同时，也应该注意到由于文化氛围的缺失、资源汲取的困境以及制度认同的处境，社会组织的积极特性在我国当前的政治生态下很大程度上是处于一种“应然”状态。地方政府社会管理创新中所培育的社会组织的功能能否得到有效发挥是有疑问的。这种社会组织所履行的职能其实是属于传统的社区服务，其对社会管理客体的服务属于政府规定的程序性任务。由于受到权力资源依赖、自身能力建设以及公众的信任度等因素的制约，社会组织在动员社会资源、开展社会协同和培育自我发展的社区组织等方面的功能必定是较弱的。地方政府在社会管理创新中如何摆脱社会组织这种限制性困境以达到适应性创新，笔者认为目前切实可行的办法是：①社会组织的他律，涉及到法律环境、政府监管以及社会监督等，为社会组织的创设、发展与运作提供良好的环境；②社会组织的自律，由部门、联盟或组织内部的成员共同制定规则，以此约束自己的行为，实现内部的自我监管，保护自身的利益；③提升社会组织的责信度，包括强化自主性、增强公信力、弱化行政性、提升运作能力以及内化组织集体认同等。

（五）社会管理中社会工作专业队伍建设应系统提升。

随着对我国当前社会问题的性质、结构与原因认识的加深以及对人本理念的认同内化，政府在社会管理领域越来越强调平等协同式管理。平等协同式管理认为要想使民众真正地认同，就要尊重民众，讲道理释规范。在社会管理创新过程中，社会工作可以从制度与功能两个维度对社会管理发挥协同作用。与其他工作方法相比，社会工作具有独特的优势；与其他专业人才和专业机构相比，社会工作人才和专业社会工作机构具有独特的优势；与传统社工相比，专业社工是专业人员的行为活动，其任务都具有特定的诸如社会公平、社会团结、社会整合、社会分配、社会福利、社会发展、社会稳定以及社会秩序等社会性目标，它的基本社会功能是通过帮助弱势人群、劣势人群与灾民等“有需要”的人群来“解决问题和需求满足”以发挥社会公平、社会团结及社会福利等作用。我国地方政府社会管理创新中社工队伍建设问题在于：社工专业化职业化水平低；社工人才的教育、使用、评价、激励等管理机制尚未建立健全；社区社工社会认可支持程度弱；社工运作独立自主性低等。各地社会管理创新中需要大力发展的不是以往行政性、非专业化的社会工作，而是以专业为基础、以助人为宗旨的社会工作，是以民间组织与职业社会工作者为主体的社会工作。这种专业化的社工模式既要适应本区域社会文化环境，又要对开展社会工作所在社区的社会管理和社会服务体制进行嵌入，更要主动与所在地行政机关协调与沟通，最终实现其社会服务、社会支持以及助人自助的目标和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