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扎根理论方法不同，Michael Burawoy 及其同事提出了另一种旨在理论批判和创新的个案研究方法——— “拓展式个案方法”（ extended case method） 。这种案例研究定位于发现现有理论的缺陷并修改现有理论。这种方法既不同于纯粹问题导向型个案研究———只寻求对个案本身的理解和问题的解决，无意于将个案研究中的发现上升到一般性的理论观点和分析框架； 也不同于扎根理论研究———要求研究者不带预设地进入研究场景。相反，Burawoy主张研究者在进入个案研究之前要事先熟悉相关的研究文献。拓展式个案方法的核心目的既不是要创造出什么新的理论框架，也不是证明或驳斥既有理论，而是要重建、发展理论。它旨在寻找和观察与既有理论相冲突的方式和他所谓的“理论缺口和缄默”。［5］以理论批判和创新为目的的个案研究的核心价值就在于，它能通过现实存在的个案证明既有理论解释的不足甚至错误之处，并重新提出分析视角、理论解释甚至新的理论框架。这一价值的确立，需要较为严格地满足规范化的研究的前述三个标准，第四个标准可以适当放宽为某特定类型问题上的外部有效性； 任何一个标准的缺失或不足，都会招致批判甚至否定。

研究实践中，还有一类特殊的问题驱动式案例研究———理论应用式问题驱动研究。此类研究旨在应用某一个或多个理论，描述和解释案例现象，甚至提出解决对策。譬如竺乾威教授的近作采用理查德·马特兰德的政策执行理论，尤其是模糊－ 冲突模型中的政治性执行模式，对我国地方政府2011 年“拉闸限电”的行为逻辑进行了深度剖析。一般而言，此类案例研究的主要价值体现在，研究者首次选择了对个案问题具有针对性和充分解释力的，或者是与以往解释不同的理论基础和分析视角———此所谓理论视角的创新。如果已有研究者运用类似的理论对同类现象进行过分析，则此类研究将无甚新意。
除了上述三类案例研究动机以外，还有一类准理论驱动式的案例研究，姑且称之为理论对话式案例研究。这类案例研究的特点是： 它既不是问题驱动式的，也不是为了验证理论、应用理论或是创新理论，而仅仅是展示对特定个案现象各种理论之间的争议。研究者通过对个案现象多维度的展示，并搭建一个对话平台，把各种相关理论观点组织起来，形成争议焦点，以展现各种观点对同一个案现象的不同解释，或对同一问题的不同态度和观点。这类案例研究的价值在于，它展示了价值多元化社会中理论观念的多样化，以及由此引发的各种理论观点的非充分性及其与相关理论观点的分歧，帮助政策制定者和理论学习者了解问题的多面性和理论的多样性。譬如，《美国政治中的道德争论： 社会调节政策八个侧面》一书的撰稿者们通过对堕胎、扶持措施（ affirmativeact） 、死刑、同性恋者的权利、枪械管制等个案问题的讨论，展示了美国社会调节政策中的道德冲突； 《行政伦理两难深度案例分析》一书则通过12 个案例研究展示了中国社会对一些公共管理问题的理论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