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探索社会管理从分类控制向嵌入监管的转化。

社会管理系统并不是一个封闭固化的结构体系，而是一个不断发展与演化的开放性系统，它会依据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而不断地作出调整。学界在理解我国当代国家-社会关系上所运用的公民社会、法团主义、公民社会制衡国家以及总体制度等理论范式，由于其浓厚的欧美色彩而不能有效地解释我国社会管理的现状。康晓光等通过考察国家对多种社会组织的实际控制而提出了“分类控制体系”理论范式，并通过与其他范式的比照，认为它是理解我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理想类型”。“分类控制体系”是指政府为了自身利益，根据社会组织的挑战能力和提供的公共物品，对不同的社会组织采取不同的控制策略[1]。在“分类控制体系”理论范式的基础上，康晓光等又提出了“行政吸纳社会”的理论范式，其核心机制是控制与功能替代[2]。在上述理论范式的基础上，唐文玉提出了“行政吸纳服务”的理论范式，其核心互动机制是“支持”与“配合”，主要价值目标是增强公共服务能力，提高服务质量与水平[3]。事实上，我国社会发展各个阶段的社会管理模式已呈现出“体制吸纳”的鲜明特征：第一阶段表现为组织吸纳（单位制）；第二阶段表现为政策吸纳（社会精英介入公共权力领域）；第三阶段表现为体制吸纳的扩展与转向[4]。我国地方政府可在“行政吸纳服务”基础上引入“嵌入监管”的社会管理模式。与公民社会等强调国家与社会相分离的理论范式相比，“行政吸纳+嵌入监管”的社会管理模式更适宜于我国的现实状况。因为政府的职能改革、执政成本与社会风险控制、社会结构与社会需求的多元化以及社会组织的自利逻辑等因素为社会管理客体适应与接受这种模式奠定了良好的现实基础。

（三）发挥社会管理中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的协同效能。

虽说“非正式制度”在概念上是个“泊来品”，但在我国社会管理实践史中却早已成为一种实效的管理理念。民众所特有的价值观念、伦理规范、风俗习惯以及意识形态等都会影响社会管理的体制构成、效能以及创新。我国体制改革以及“单位制”解体后，从政府分化出的大量社会服务、社会管理以及社会保障实际上部分是由具有非正式制度特性的社区来承担的。大量的社区治理经验研究也表明，社区治理的实现不仅需要正式制度的介入，更需要非正式制度的支撑。以城市流动人口管理为例，地方政府在推行实有人口信息系统建设、类别化监管以及组团式走访机制等正式制度建设的同时，更应在区域内厘清流动人口与城市安全的复杂关系，包括流动人口群体内部异质性、社会排斥与社区区隔、社区参与与社区治安以及社区支持与社区融合等问题，大力提倡公民融合政策。在制度供给方面，逐渐打破各种身份区隔，树立个体及群体间的理性沟通行为；在文化氛围方面大力倡导民众的宽容度，增强流动人口的城市认同感；在社会协同方面，结合社会组织的力量，政府制定协助流动人口更顺利地适应城市生活的各种免费项目，等等。只有通过正式制度的嵌入与非正式制度的支撑才能达成政府社会管理创新中制度协同的“累积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