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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当代作家群中，苏童无论从其小说的创作及文体的革新上都是不能忽视的作家，读者所能看到的除了前期的《妻妾成群》、《我的帝王生涯》、《红粉》、《米》等，还有近期的为英国坎农格特出版社发起的“重述神话”而写的《碧奴———孟姜女哭长城的传说》，苏童在读者的记忆中总是有一抹鲜亮，是为数不多的中国当代畅销书作家之一。虽然坊间或评论界对苏童及其作品存在着褒贬不一的评价，但本文却试图从民俗学这样一种视角来解读苏童的小说，以小说中的民俗问题加深对苏童小说的理解，因为“民俗的表现是为小说气氛的营造，为人物形象的刻画，以及小说情节的推进服务的”。因此，民俗学与文学的结缘与互动，就成为读者与作品交流对话的内在机制。民俗记忆是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重要潜伏现象，分布在多个历史时期，且相当活跃，构成现当代文学文本中重要而又鲜明的历史记忆。长期以来，对文学尤其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多聚集在作家、作品层面，对民俗研究，也相当程度上停留在民俗本身。当然，也有部分作家将理论探究的触角伸到作家心态上，如杨守森等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作家心态史》，然而，窥照艾布拉姆斯《镜与灯》中的四要素———作家、作品、读者、世界，却都无疑感到世界成为我们研究中的一个薄弱环节，虽然就写作方面，再论及创作素材上也反复提到生活是作家创作的唯一源泉，也有不少作家的生活经历构成作品中不可或缺的某种因素。但是，作为民间的生活，它远远超越于我们的意识层面和想像阈限。而作为陈思和教授所言的藏污纳垢的民间，其中的民俗确实是颇具魅力的。苏童的作品便提供了这样解读的范式。

怪异民俗背后的乡土性审视

在图书出版史上，这项由英国坎特农格特出版社发起的“重述神话”，无论从何种角度而言都应该是一项值得记录的，全球包括英、美、中、法、德、日、韩等三十个国家和地区的知名出版社参与的全球首个跨国出版合作项目，集中了包括大江健三郎、冯格利特•阿特伍德，齐诺瓦•阿切比，托尼•莫里森、翁贝托•艾柯等一批由诺贝尔奖、布克奖获得者在内的世界著名作家。而中国的重庆出版社是“重述神话”这一项目在中国大陆的惟一参与机构。其中，苏童所写的《碧奴———孟姜女哭长城的传说》便是其中“中国卷”中分量极重的一部。作品《碧奴》是一篇再现孟姜女哭长城故事的长篇小说。当读者面对这部小说的时候，希望在阅读中看到波澜起伏的故事情节和血肉丰满的人物形象，阅读之前必然猜想这篇作品是原有传说的复述。传说中，秦始皇筑长城到处抓壮丁，孟姜女在花园里遇到了逃难书生范喜良，喜结良缘三天之后，范喜良便被抓走了。之后，孟姜女千里寻夫，哭倒长城，滴血认尸，智斗始皇，是中国传统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大团圆的结局。《碧奴》是一篇神话作品，马克思关于神话的论述解释了神话的本质:“任何神话都是想像和借助想像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是已经通过人民的幻想用一种不自觉的艺术方式加工过的自然和社会形式本身。”

在《碧奴》中，苏童带读者们回到了遥远的古代，以其丰富的想像力为读者们重现了一幕幕令人目眩神迷而又惊心动魄的精彩场景，神话故事的魅力就在于它所具有的丰富想像力，想像力为神话增添了魔幻色彩和浪漫情趣，桃村女子的离奇哭泣，碧奴为了生存而练就九种哭法，比如用头发哭、用脚哭、用手哭、用乳房哭等，她坚信自己是葫芦变的，来世还将化为葫芦，送寒衣前为自己举行葫芦葬礼、途中遇到困难时装女巫吓走顽童、在五谷城被当作刺客示众街头、神秘的寻子青蛙的精灵效应，马人鹿孩的凄惨命运，碧奴在一群青蛙的带领下登上了长城，碧奴用眼泪以自己的痴情、善良在沧桑乱世中创造了一个神话般的传奇，可以说，它是一部神话，是关于爱的神话，关于哭泣的神话，也是关于寻找的神话。虽然是神话，但是在《碧奴》中有深刻的民俗记忆，“最瑰丽最奔放的想像力往往来自民间”，而民间正是民俗最活跃的诞生地，民间又与乡土密切联系“乡土性最能使人了解到中国农民的精神世界和社会心理。在血缘、地缘基础上形成的乡土关系，决定了中国农民观念形态和价值取向的多元化和复杂性。”因此，笔者愿意尝试将苏童《碧奴》中民俗背后的乡土性表述出来。

“北山下的人们至今不能哭泣……大多心灵手巧的妇女掌握了止哭的巫术，她们用母乳，枸杞和桑葚调成汁喂食婴儿，婴儿喝下那种暗红色的汁液，会沉溺于安静漫长的睡眠中。她们用冰消除婴儿的寒冷，夏天则用火苗转移婴儿对炎热气候的不适感。偶尔会有一些倔强的婴儿，无论如何不能制止其哭声，那样的婴儿往往令柴村的母亲们烦恼不堪。”苏童的这段对于当地妇女制止婴儿哭泣的习俗和民间偏方，我们姑且不必考察这种偏方的科学性，单就止哭而言，在中国的乡土社会中就有许多方式，贾平凹小说《金洞》中对于哭闹的孩子通过说“狼来了”或者孩子害怕的人的名字，以达到止哭的效果。然而，苏童《碧奴》的止哭方式却与“巫”这样一种乡土模式相连，故此苏童在《碧奴》中写道:“柴村的女儿经其实是一部巫经，神秘而深沉。一个女巫的村庄，炊烟终日笔直地刺入天空，村里的孩子从不哭泣，也从不微笑，她们到河边收集死鱼和牲畜的遗骨，一举一动都照搬母亲的仪式，从少女到老妇，柴村的女子有着同样空洞而苍老的眼神，由于长期用牛骨龟甲探索他人的命运，反而把自己的命运彻底地遗忘了，即使是在丧子失去的时候，她们也习惯用乌鸦的粪便掺和了锅灰，均匀地涂抹在眼角周围，无论再深再浓的哀伤，她们也能找到一种阴郁的物品去遮蔽它……”

苏童在《碧奴》中对柴村女子遮蔽忧伤的方法，以及柴村女儿的巫经都做了很好的描述。其实无论是北山人们止哭的方式还是柴村女子遮蔽忧伤的方法都与巫术密切相连。“中国本信巫，秦汉以来，神仙之说盛行，汉末又大畅巫风，而鬼道愈炽;会小乘佛教亦入中土，渐见流传。凡此，皆张皇鬼神，称道灵异，故自晋讫隋，特多鬼神志怪之书……”鲁迅对中国乡土的巫性特征做了高度概括。同时指出，“中国本来信鬼神的，而鬼神与人乃是隔离的，因欲人与鬼神交通，于是乎就有巫出来”，有巫覡就有巫术，原始的巫术是依靠“超自然的力量”，用一套神秘动作或符咒来影响或控制事物或环境，以实现某种愿望的宗教行为，与原始宗教不同，他通过法术、仪式作用与客体，满足主体的心理需求。集中反映原始人思维和心理信仰的巫术主要表现为三种形态，即感应律、象征律和对抗律。卢卡奇认为:“原始巫术是基于这样一种观念，即由于人们创造了支配现实的形象，人们就能实际地支配现实，它是一种幻想的技术，用以弥补实际技术的不足。相当于生产的低级阶段，主体对外部世界只有不完全的了解，因此，以事先施行的祭仪作为实际活动获得成果的原因。”

作为巫术，民间的禳解法名目繁多，杂乱无章，比较通行的有跳绳、放蛊，叫魂、请神、驱鬼等。这些所谓的法术无非是借助外物更强大的灵力来对付可能出现的或已经出现的灾祸和困厄。而其中通过药物来达到祛厄驱灾的目的是常用的巫术之一。乡土世界中的人们普遍信仰灵魂不死和万物有灵的观念，并且将人的困厄与悲愁也寄托在巫覡之上，使得在民间的社会中巫的观念无时不在，无处不有。周作人在1913年《风俗调查•二》中对民间“仙方”有过这样的描述:“越中神庙，大都有仙方。……又有所谓仙丹者，以神前香灰为之，服之愈百疾，每包三五问，或师姑携赠人家，而受报焉。服者对天礼拜，以水送下”。甚至在鲁彦的《菊英的出嫁》中菊英的母亲为了给女儿治病而去庙中求药。这些表现了疾病中人对巫术的信赖，这在乡土社会中表现的非常多。

苏童的《碧奴》中的北村止哭和柴村遮蔽哀伤之法，实际上也是借巫术中的药物来祛厄或者说安慰自己痛苦心灵的方式。看似怪异的民俗背后其实隐藏着民间乡土性的秘密延伸。在中国这个五千年文明古国的背后，除了彬彬有礼，以“仁”为核心的儒学，还有四大发明的贡献之外，我们也应该看到裹脚，科举等的种种弊端，因此，生活在这样一个文明与愚昧，现代与古老，乡土与都市并存的国度，我们无时不在体验民风民俗，民韵民殇。只要踏入乡土就会体验到那种裹挟着血缘、地缘的乡土气息。社会学家费孝通说:“血缘是稳定的力量。在稳定的社会中，地缘不过是血缘的投影”，[11]血缘呵护着人脉，地缘连接着人情。血缘与地缘的连接就构成活跃的乡土社会，在中国这样一个农业人口占绝对优势的国家，由于缺乏现代文明的滋润，中国乡土社会依然保持先民遗留下的原始信仰，原始巫术和原始禁忌等观念形态的民俗，并积淀为一种普遍的心理结构和思维定势，维系着人们的日常生活。而且，地理环境的不同，习俗各异，因此，“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总之，通过对苏童《妻妾成群》改编的《大红灯笼高高挂》中点灯的得宠习俗，《碧奴》中北村人阻止婴儿哭泣的习俗与柴村女子遮蔽忧伤的习俗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乡土社会的民俗滥觞，也以此进入苏童的乡土世界，虽然点灯这一得宠习俗是张艺谋的创作，但是没有苏童《妻妾成群》的民间模式作为积淀，也无从谈起。因而，我们发现苏童找寻到了一条解读乡土的便捷小道，便是以民俗书写的方式表达对乡土的理性审视，而又将乡土性得到了很好的再现和延伸。无论是点灯得宠的陈府还是巫风盛行的北村、柴村，乡土社会的迷人之花却在乡土的民俗植被中孕育盛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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