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实施程序

在获得批准之后，行政诱惑调查的具体办案人员应当及时实施行政诱惑调查，并遵守一定的步骤。

首先，表明身份。表明身份，是指在进行行政调查时，行政执法人员主动向被调查人员出示有效的身份证明，包括工作证件、授权证书以及其他证明文件，以证明其具有进行行政调查的主体和行为资格。行政机关的执法人员在实施调查之时向被调查人表明身份，其行政法的意义在于，通过表明执法身份，从外在形式意义上说明执行公务的正当性与合法性，使被调查人产生协助调查义务，如果事实上被调查人妨碍执行公务，则可依据有关法律追究其相应责任。更为重要的是，从宪法意义上讲，是公民知情权的内在要求，促使公民由以往的纯粹客体向积极行使参政权转变，极大地提升了公民参与行政管理的程度，积极地推进了行政民主化的实现。但是，在行政诱惑调查过程中，其表明身份的时间与一般行政调查稍微有不同。在一般行政调查过程中，行政调查主体往往是在进行调查之前、准备进入调查时向被调查人表明身份。而由于行政诱惑调查非公开性，行政执法人员通常是通过隐瞒身份进行调查，才能获得真实可靠充分的证据。因此，在行政诱惑调查之前就不能向被调查人表明身份，以免暴露真实身份收集不到证据资料。但又因为表明身份极其重要性，它是行政程序过程中的基本要求，行政诱惑调查若不遵守这一程序，其调查结果的正当性就会受到怀疑。所以，实施行政诱惑调查过程中，行政执法人员应在调查完毕、作出后续的行政处理决定之前向被调查人表明身份。这样一方面遵循行政程序的基本要求，另一方面实现行政调查之目的，符合程序合法性、结果合理性的要求。

其次，说明理由。说明理由制度，“是指行政主体在作出对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产生不利影响的行政行为时，必须向行政相对人说明其作出该行政行为的事实因素、法律依据以及进行自由裁量时所考虑的政策、公益等因素”。 向被调查人说明理由是保护公民知情权和参政权的体现，体现了民主政治的内在要求，能够获得被调查人的理解、支持与协助， 实现行政正义的有效途径。“给予决定理由是行政正义的一个基本要素，因为给予决定的理由是正常人正义感所要求的，这也是所有对他人行使权力的人一条健康的戒律”。 行政诱惑调查过程中，行政调查主体在作出后续行政处理决定向被调查人说明理由，可以缓解被调查人的抵触情绪，更好地配合行政执法人员完成相关的调查取证工作。随着现代政府执法方式向文明执法方向的转变，行政程序过程中的说明理由就能充分体现从“暴力执法”向“文明执法”的转变。行政执法人员不是使用暴力强行执法，而是服之以理，这样的执法结果更具有信服力，提高行政相对人对行政行为的可接受性程度。而不是像行政执法人员在查处上海非法营运车辆过程中，强行拔下被诱惑司机车钥匙，不向被调查人做任何解释，就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使被调查人在不知情与强迫下对行政处罚决定签字。如在孙中界案件中，在没有向孙中界说明任何之理由时，行政执法人员就拿出调查处理通知书、扣押证等凭证要求其签字。而当孙中界看到“该车无营运证擅自从事出租汽车业务”的字样后，就拒绝在上面签字，拒签之后的结果是孙中界被要求不得离开，直到孙中界要上厕所，万般无奈之下，才签了字，执法人员才让其离开。

再次，听取当事人意见。听取当事人意见，尤其是在行政主体要作出对行政相对人不利行政决定前，必须听取当事人意见，这不仅是行政主体在行政调查程序中获得相关案件事实的一种行之有效的手段，同时也是保护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给予当事人主张权利和提出申辩的重要机会。听取当事人意见作为一项调查程序的基本制度在各国或各地区行政程序法中都得到了明确的规定， 我国《行政处罚法》第32条也规定：“当事人有权进行陈述和申辩。行政机关必须充分听取当事人的意见，对当事人提出的事实、理由和证据进行复核;”行政诱惑调查过程中，调查结束之后，向被调查人作出不利行政处理决定之前，必须听取被调查人的陈述和意见，以期实现“最低限度的公正”，最低限度的公正概念源于这样一种信念：某些程序要素对于一个法律过程来说是最基本的、不可缺少的、不可放弃的。这些程序至少包括：程序无偏私地对待当事人;在行使权力可能对当事人权利义务产生不利影响时必须提供某种形式的表达意见和为自己利益辩护的机会;以及说明理由。 我们仍以上海孙中界钓鱼执法事件为例，倘若行政调查主体在对其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前，能够听取当事人的陈述，给予其表达意见的机会。行政调查主体就能获悉当事人并非正从事非法营运，而是心存善念，是助人为乐的行为。在得知这些信息的情况下，行政调查主体结合相关证据可能不会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也不至于导致孙中界自砍小指以证明自己的清白，为自己的助人为乐行为而感到万分遗憾，冲击了广大公民的道德情感。也就不会发生交通执法部门公开向孙中界道歉并向其提供赔偿。这也足以充分证明行政诱惑调查过程中，听取被调查人的意见的重要性，一方面保护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另一方面树立政府良好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