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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民法保护胎儿利益的理论基础

　　一、民法学界的理论观点

　　法学界关于胎儿保护的理论基础中比较有影响力的学说有权利能力说、法益说和权利说。
　　（一）权利能力说
　　“民事权利能力”是大陆法系民法的基石，用以确定民事主体资格，有权利能力者有民事主体资格，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义务。该说沿袭大陆法系民法传统，认为决定胎儿利益能否得到民法保护的关键在于是否承认胎儿具有民事权利能力及承认胎儿有多大范围的权利能力：承认胎儿有完全权利能力，则胎儿能获得全面的民法保护；承认胎儿有部分权利能力，则胎儿仅在特定情形下方能得到民法保护；否认胎儿有权利能力，则胎儿不能获得民法保护。该学说在部分大陆法系国家民法典中得到印证，并因此形成三种关于胎儿利益保护的立法体例：
　　1．总括保护主义。认为只要胎儿活着出生，即具有和自然人一样的民事权利能力。如《瑞士民法典》第31条：“子女，只要其出生时尚生存，出生前即具有权利能力。”
　　2．个别保护主义。即并不概括承认胎儿的权利能力，仅在特定情形下，如损害赔偿、继承等承认胎儿具有和已出生的自然人一样的权利能力，便于胎儿行使权利。如《日本民法典》第721条：“胎儿，就损害赔偿请求权，视为已出生。”《德国民法典》第1923条：“在继承开始时尚未出生但是已经受孕者，视为在继承开始之前已出生。”
　　3．绝对主义。即否认胎儿具有任何权利能力，坚持自然人民事权利能力始于出生的理论。如我国《民法通则》第9条：“公民从出生时起到死亡时止，具有民事权利能力，依法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义务。”
　　（二）法益说
　　有学者认为权利与其他法益有划分之必要，权利仅限于名义上被称作权利者，属于广义法益的核心部分，其余民事上的利益均称其他法益。 究竟何谓“法益”，学者至今未能达成一致，但“法益说”却在众多理论中脱颖而出，受到诸多学者的追捧。
　　德国民法理论中将法益说称之为“生命法益保护说”，并在司法实践中用作保护胎儿利益的判决理由。如“医院输血案” ，该案中，被告上诉称本案不能适用《德国民法典》第823条第一款 的规定，因为“不法侵害他人”应以侵害前有一个未受侵害状态的存在为前提，而本案侵权行为发生之时，原告尚未受胎或出生，并没有一个得受侵害之未受损害状态的存在。生命法益保护说则认为该规定中所称的“生命、身体、健康、自由”属于生命法益，与“所有权或者其他权利”不同，生命法益本身并非权利，对所有权等权利而言，法律设有明确的界限，对权利的损害须以权利在此之前已然存在为前提，而生命法益是先于法律而存在的，任何对人类自然成长的妨碍或剥夺，都构成对生命法益的侵害。 胎儿利益属于生命法益，任何人对生命法益均享有不受任何妨害或阻碍的权利。
　　我国目前受学者欢迎的是以杨立新教授为主要代表提出的人身权延伸保护说，认为当民事主体享有民事权利能力时，其人格利益和身份利益通过人身权而享有、维护、支配；当民事主体还未出生前以及消灭以后，作为权利主体是不存在的，但围绕人身权而存在的先期人身利益和延续人身利益是客观地存在于世的，这些法益与人身权利相互衔接，构成自然人完整的人身利益。立法者不承认其为权利，但承认其为合法利益，并予以法律保护，因而成为法律保护的客体。 其核心思想仍是法益说。
　　（三）权利说
　　该说从民法保护胎儿的目的出发，既然法律保护胎儿是为了保护未来民事主体的合法权益，结合胎儿与自然人之间的关联性，考虑到司法实践中关于胎儿利益保护的案件多数是自然人就其胎儿期的损害提起的，因此，不规定胎儿的权利能力，法律可直接规定胎儿的民事权利，同样可达异曲同工之效果。 前提是胎儿须在活着出生后方可行使其在胎儿期的权利。该学说在部分国家民法典中得到印证，如《德国民法典》第1条规定：“人的权利能力，始于出生的完成。”坚持人的权利能力始于出生，第884条却规定：“抚养人被杀时，其应受抚养之第三人，虽于其时尚为胎儿，对于加害人亦有赔偿请求权。”承认了胎儿的损害赔偿请求权。
　　德国著名法学家Larenz认为：“一个生物有机体于出生前所受之侵害，对此发展中生物体之形成及功能所生不利之影响，于其出生后，仍会继续。于此情形实可认为一个人因受出生前不利影响之作用，致其健康遭受侵害。民法第一条仅规定，人之权利能力始于出生，并未规定其作为生物体之存在，亦始于出生。关于此种对人之生命于出生前阶段所为自然侵害而生之损害赔偿请求权，须有一个因出生而取得权利能力、权利主体之存在，固不待言。” 当侵权行为发生时，案件所涉及的问题不是胎儿所受损害的赔偿，而是一个生而患有疾病、残障的人所受损害的赔偿。因此，法律可根据胎儿怀于母体期间所可能遭受损害之情形，确定胎儿相关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当胎儿活着出生后，即可以其名义就胎儿期所遭受的侵害请求损害赔偿。

　　二、对民法学界学术观点的评析

　　（一）权利能力说评析
　　以权利能力作为民法胎儿利益保护的理论基础，符合大陆法系民法传统，坚持了民事权利能力制度根基，有利于维持法律体系的完整，易于为大陆法系学者所接受，而且该说无需确定胎儿利益的具体范围，解决问题方式相对简单，能更为全面保护胎儿利益。因此该学说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成为学界主流观点，现在仍有较多学者赞成该学说。但胎儿毕竟是尚未出生的“人”，赋予胎儿权利能力，在现今权利能力制度下会产生许多问题：
　　1、我国《民法通则》第9条明确规定自然人民事权利能力始于出生，以“出生”的法律事实作为自然人享有民事主体资格的条件，尚未出生的胎儿属于母体的一部分，当然不具有民事权利能力，若承认胎儿具有民事权利能力显然与现行法律规定相矛盾；
　　2、民事权利能力又称为民事权利义务能力，包括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义务能力，承认胎儿有民事权利能力，根据权利义务一致性原则，确定胎儿享有民事权利的同时，为胎儿设定义务成为可能，而使胎儿承担法律义务与法律保护胎儿利益的初衷不符；
　　3、确认胎儿权利能力，全面保护胎儿利益可能动摇我国计划生育国策：胎儿具有权利能力，其生命利益当然受法律保护，其结果将意味着胎儿中途夭折时（流产）会将引起侵害生命权（甚至杀人罪）的法律运用，这显然与我国计划生育国策和优生优育的政策导向不相容。
　　基于对胎儿权利能力引发的种种问题的担忧，有学者反对将民法保护胎儿的基础建立在权利能力之上，认为“如果在胎儿利益的保护上仍固守权利能力制度，不仅难以周到地保护胎儿的利益，而且会因固守权利能力制度而限制法律的进步与发展。” 有学者甚至因而对权利能力存在的合理性提出怀疑，如曾世雄先生认为，权利能力的设置并非为民法上不可或缺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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