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史官--儒家（儒出于祝史）章太炎、郭沫若

    二、术上--儒家（儒出于术上）徐中舒、杨向奎、博剑平

    三、职业--－一儒家（儒出于职业）博斯年、钱穆、冯友兰、侯外庐

    四、地官-一儒家（儒出于司徒）何新、刘忆江

    当然，每一类各种说法之间还有很大差别。如同是职业说，职业儒所教的内容，又有六艺说，诗书礼乐说，教书说，教礼说，以传授礼的知识为主可以视作职业说的共同看法。至于职业儒如何由西周体制转化出来，又如何解释春秋社会变迁，看法也各不同。需要说明的是，以上四种分类，把历来的王官说分为两种，一种是认为儒出于司徒之官，另一种认为出于祝宗V史。

    如果不从结论上，而从方法上来看，则以上各种观点不外为两种方法，即博斯年所谓“语学的”和“史学的”两种方法（《性命古训辩证》引语）。历史学的方法，注重制度的发生与变化，文字、语言学的方法注重考释文字的源流。大略地说，历史学的方法得到的共同结论是，孔子以前的儒为一种教授礼乐知识的职业，这种职业儒是由西用职掌礼仪典籍的官员流落转化而来。文字话言学的方法，着重于解释这种春秋时以传授礼乐为生的职业何以称之为“儒”。于是，我们看到，近代以来原儒的研究，都集中在职业类型与职业名称上面，虽然各自都取得了有意义的成果，却大都未能在根本上涉及儒家思想的来源。借用冯友兰先生的分疏，都只是在论述“儒”的起源，而未尝在根本上挖掘“儒家”作为一种思想的起源。换句话说，这些研究都是语学的或史学的方法，都不是思想史的方法。（虽然思想史的研究需要借助语学的和史学的研究）从思想史研究的立场来看，其中的问题似很明显，试问，仅仅相礼的职业就能产生出孔子的思想来吗？或者，仅仅从巫师和术士就能产生出儒家思想来吗？胡适曾经针对王官说指出：说古者学在官府，是可以的；但说诸子出于王官，“不独言之无所依据，亦大修于学术思想兴衰之迹”，认为“诸子自老聃、孔丘至于韩非，皆忧世之乱而思有以救济之，故其学皆应时而发，与王官无涉”；“若谓九流皆出手王官，则成周小吏之圣知，实远过于孔丘、墨翟，……其信古之陋何以异哉？”（诸子不出于王官论），《胡适学术文集·中国哲学史》，596页》胡适强调时代社会的影响，是对的，但他也同样忽视了思想的传承、文化的传统，尽管如此，他指出简单地说儒家等出于王官，不符合学术思想产生发展的规律，这一点是很有见地的。

    儒家思想之发生及其所以可能在汉代以后居于中国文化的主流或主导地位，除了社会--政治结构的原因之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儒家思想本身是三代以来中国文化的产物。这里所说的产物不是仅仅是从历史的结果与历史过程中！司的现象来说，而是指，儒家思想是接续着三代文化的传统的，儒家思想是这些要素在三代的发展中已逐渐形成，并在西周成型地发展为整个文化的有规范意义的取向。儒家和孔子的思想由以发展的大量思、想资料在西周至春秋已充分发展出来，西周的思想又以夏商文化历史发展的过程为背景和基础。西同时代是中国文化的文化模式与文化取向开始确定和成型的时期，孔以前的儒家思想要素，正是参与了这一过程的建构。因此，离开了三代以来的中国文化发展、去孤立考察儒字的源流，就难以真正解决儒家思想起源这一思想史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