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排污费的征收制度在设计上缺少必要的刚性，行政部门的主观随意性较大。现行的排污收费制度是建立在政府行政主导的基础之上的，执行的依据仅仅是國务院的行政法规而非法律规定。由于我國在行政权力的监管上还存在较大问题，使得排污费在征收上缺乏必要的刚性。此外，由于排污费的征收和管理权限往往是按照行政区域被划分到基层环保部门，排污费的使用又存在严重的监管漏洞。地方环保部门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将排污费用来维持经常性开支，甚至用于本单位职工福利，成为可供部门支配的“自留地”。这就使得排污收费制度成为滋生政府部门“寻租”的温床。

如果开设环境税，上述这些弊端就可以得到克服。一方面，公司在排污时会权衡其利益得失，会在排污与引进排污净化设备之间做一个明智选择。因为税务机关在对公司征收环境税时会要求查阅公司的相关凭证，因此公司必须准确记录自己的排污情况，否则便会遭致税务机关的重罚。这样不但会有效地控制偷排现象的发生，还有利于公司引进排污处理设备，从而在客观上激励公司履行保护环境的社会责任。另一方面，环境税的税收收入全部通过税务机关及时人缴國库，避免了地方“自留地”情况的发生，而且还可以通过國家运用这些收入补贴公司更新污染处理设备的方式，鼓励公司积极履行保护环境的社会责任。

2、企业所得税对公司履行社会责任的激励作用有限。我國《企业所得税法》第三十四条规定，企业购置用于环境保护、节能节水、安全生产等专用设备的投资额，可以按一定比例实行税额抵免。《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一百条规定，企业所得税法第三十四条所称的税额抵免，是指企业购置并实际使用《环境保护专用设备企业所得税优惠目录》、《节能节水专用设备企业所得税优惠目录》和《安全生产专用设备企业所得税优惠目录》规定的环境保护、节能节水、安全生产等专用设备的，该专用设备投资额的10%可以从企业当年的应纳税额中抵免;当年不足抵免的，可以在以后5个纳税年度结转抵免。这一规定可以说是新《企业所得税法》的一个进步，但是该规定对于激励公司履行社会责任的作用也有值得进一步完善的地方。首先，这种税收优惠的手段过于单一，激励作用不明显。在我國，税收优惠有三种形式，即税基优惠、税率优惠和税额优惠。如果这三种税收优惠的手段运用得当，税收优惠政策将会发挥很大的作用。目前在企业所得税中，对于企业购置用于环境保护、节能节水、安全生产等专用设备的税收优惠属于税基的优惠，手段比较单一;而且这种优惠是直接税收优惠，发挥的作用有限。其次，从优惠的对象上看，针对性不明确，激励作用不大。这种所得税税收优惠的对象主要是针对整个企业而非针对具体的环保研究开发项目的优惠。因为在计算企业所得税时，不是将该项单独列出来进行税额的抵扣，而是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抵扣，这种抵扣针对的就是整个企业，而不是单独的项目，因而这种税收优惠的激励作用也相应地被弱化了。综上，实行这种税收政策对公司的激励作用不大，因此公司便不会过于关注这方面的投资，客观上也就不会主动地承担社会责任。

(二)在资源利用方面的缺位

我國现行的资源税实际上是一种资源占用税，主要是为了调节各个企业间由于资源本身的优劣条件和地理位置差异而形成的级差收入，而不是以引导企业自觉承担保护资源的责任和高效利用自然资源为目的的。目前我國税制的“绿化”程度还不够，尚未形成贯穿产品生命周期全过程的“绿色”税收体系，难以起到系统地保护资源和环境的作用。具体来说至少存在以下缺失：

1、征税范围过窄。我國目前的资源税是以各种自然资源为课税对象，为了调节资源的级差收入并体现國有资源有偿使用而征收的一种税。我國现行的资源税只对原油、天然气、煤炭、其他非金属矿原矿、黑色金属矿原矿、有色金属矿原矿和盐征收，而未对其他我國目前仍旧很缺乏的资源，如水资源、森林资源等征收资源税。这样就使得我國一些本来就很匮乏的资源根本得不到保护，甚至造成很大的浪费。因此，征税范围的设计不利于公司承担在资源利用方面的社会责任。

2、计税依据不合理。现行矿产资源税计税依据的设计不符合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客观上不利于公司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我國现行资源税的计税依据是企业的自用量或者销售量，在这种税收制度下，开采资源的公司关注的是其自用量或者销售量，而不是开采量。因此，当遇到贫矿与富矿的选择时，只开采富矿;当遇到伴生矿时，开采矿藏的公司只关心主矿藏，而忽视伴生矿藏的开采和保护。因此，计税依据设计的不合理，不利于公司承担在资源利用方面的社会责任。

3、税率明显偏低。资源税的税率不利于体现税负公平。我國现行资源税的税率是定额税率，这种税率的设计存在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这种税率的设计违背了税负的公平原则。按税负公平的原则，收入多的主体应该承担更多的纳税义务。而资源税实行的是定额税，忽视了各社会主体在纳税能力上的差异。虽然这种定额税是浮动的定额税，但是仍无法弥补税负不公平的现实。另一方面，采用定额税率违背了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资源税采用定额税率，其反应市场信息的能力会受到很大制约。目前很多资源的市场价格都比当初制定资源税法时涨了多倍，而税率一直没有变，这明显不符合市场经济的规律。在这种税率设计下，有一些主体并未承担其应当承担的税负，这样就客观上纵容了它们使用廉价的资源，进而会滋生浪费资源的思想。因此，在这种税率下，不利于公司承担在资源利用方面的社会责任。

(三)在社会公益方面的缺位

按照目前学界的观点，公司履行社会责任投资于社会公益事业，國家应当给予一定的税收优惠，这是國家资助社会公益事业的表现。世界各國大多对公司投资于社会公益事业给予一定的税收优惠，我國现行税法也有相应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國企业所得税法》第9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國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53条规定：“企业发生的公益性捐赠支出，在年度利润总额的12%以内的部分，准予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但笔者认为，我國现行税法在鼓励企业投资公益事业、履行社会责任方面仍存在不足。

1、流转税中公司用于公益事业的捐赠不能得到税收优惠。我國现行的流转税中包括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和关税四大税种。按照现行流转税法的规定，公司如果以实物进行公益性捐赠，则一律视同销售产品或者劳务，在计算流转税税额时不能够进行税收抵免，这就增加了公司的负担。公司捐赠这些实物以后，已经失去了对这部分财产的控制，仍然对其进行征税是有悖税收公平原则的。而如果公司把这部分财产作价变卖，以这部分价款进行捐赠，则可以享受到一定的税收优惠。这种对实物与现金的不同处理方式，严重阻碍了公司进行公益性捐赠，影响了公司承担社会公益方面的社会责任。

2、所得税的税收优惠力度不足。我國现行《企业所得税法》规定，企业发生的公益性捐赠支出在年度利润总额的12%以内的部分，准予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但笔者认为这种扣除的力度仍然不够。很多发达國家对企业公益捐赠的扣除力度都高于我國。如美國规定企业进行的公益性捐赠在所得税10%以内的范围允许税前扣除;如果当年的捐赠额超过该限额的，超过限额部分可以向后结转5年。而我國没有规定可以向后结转的年限，扣除的力度不大。而且我國税法规定，企业必须通过税法上列举的公益性机构进行捐赠，否则不能够进行税前扣除，这也增加了企业进行公益性捐赠的操作难度，直接影响了企业进行公益性捐赠的积极性。

总结：论公司社会责任的税法补缺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了，希望对您撰写文章有帮助，更多精彩论文尽在威廉希尔app !

相关推荐：

税收的经济增长效应论文

浅议对个人所得税法的修改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