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重新调整征税对象和税率标准，取消护肤护发品税目，调整小汽车、摩托车、酒及酒精、汽车轮胎等几个税目的税率，新增成品油、木制一次性筷子、实木地板、游艇、高尔夫球及球具、高档手表等税目，合理引导消费。从财政支出角度看，体现了国家给力收入分配、松绑社会保障的政策意图，尤其认识到开拓农村消费营销论文" target="_blank">市场的重要性和艰巨性，做了大量工作。具体包括：(1)增加公务员工资水平。1999～2003年间，四次全面提高机关事业单位人员的基本工资标准，并相应增加离退休人员离退休费，还实施了年终一次性奖金制度和艰苦边远地区津贴制度，总增资水平为月人均350元，受益人数约为4900万人，国家财政为此累计安排增资支出6390亿元。(2)增加“三农”投入。中央财政加大了农村税费改革转移支付和财政支农支出。仅在2004～2006年间就转移支付了1968亿元;在2000～2005年间，财政支农支出以年均14.8%的速率增长;2009年，中央财政的“三农”支出预算比2008年增长20%以上，达7161亿元。(3)提高中低收入者保障水平。1998年进一步支持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改革，1999年提高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失业保险和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保障线水平。

(4)提高了对文教体卫等民生消费和医疗消费的保障力度。2000～2005年，财政在文教、科学、卫生方面的支出由2736亿元增加到6104亿元，年均增长17.4%。2006～2008年全部免除了城乡中小学义务教育的学杂费，加大政府的教育投入力度。2006年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范围扩大到全国40%的县(市、区)，中央和地方财政补助标准均由10元提高到20元，中央财政相应安排资金47.3亿元，增长7倍多，并加强了农村医疗救助工作。统计显示，2009年，全国财政预算安排中，仅用在与人民群众生活直接相关的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就业等方面的民生支出就达到24610亿元，比2008年增长25.1%。(5)增加专项消费补贴。2009年以来实施对城镇居民家电汽车以旧换新、新能源汽车和小排量汽车购买的专项补贴，同时为农村消费者提供家电下乡、汽摩下乡的相应补贴。

(二)主要特点。

其一，调控目标侧重总量调控。财政政策对于总需求的影响作用首先表现为调整经济总量关系，其中的侧重点又经历了由投资与净出口逐步转移到消费总量的过程。尤其是，当前我国消费率相对国际水平过低，提高消费总量是发展消费的基本前提。财政政策自然也只有先关注总量调控，·51·暂时无法深入调控结构问题。比如，为了引导人们增加消费支出，调整个人可支配收入的用途，1999年财政部恢复计征利息税的方式，也就是鼓励居民将储蓄转移到消费用途的总量调控作法。同样，针对城镇中低收入者所制定的“三低一保”标准也是有利于提高整体消费的调控方式，并不一定能扩大个性化差异化的消费需求。

其二，调控手段强调增支增收。国际社会通常采用宽松或扩张的财政政策刺激消费，具体调控手段为增支减收，但我国情况有所区别。自改革开放以来，虽然我国经济增速可观，但当时的财政收入占GDP的比例相对不足，1998年为了应对金融危机，我国采用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即以收支双增的调控方式为主。一方面通过发行国债的方式增加财政收入，另一方面以此为依托，对基础设施建设和政府采购、社会保障方面投入大量财政费用，同时还开征了消费税等可能抑制消费增长的某些新税种，最终税收增速远远超过了GDP增速。这种既增支又增收的调控方式基本延续至今，成为我国财政政策的国情特色之一。

其三，调控效应偏向短期阶段。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作为凯恩斯的两大宏观调控政策，不可避免地带有凯恩斯理论的短期、绝对化特点。在我国实施的财政政策也同样有此局限性。以我国连续两次上调个税免征额为例，当时调整的标准无法长期实施，导致延续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实效甚微，改革措施难以稳定延续。同样的问题也存在于提高贫困人群的补贴标准、扩大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的覆盖面等具体措施上。

更为明显的短期效应也表现在2008年以来实施的“家电汽车以旧换新”、“小排量汽车减少购置税”、“减免二手房的交易税和降低第一套房的首付标准，给予七折优惠房贷”等政策中。目前购房、购车和家电购买等明显应急性的财政政策因完成了历史使命基本到期。

(三)效果评价。

总体而言，以往财政政策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刺激消费的作用。首先，增加了消费总量。有数据表明，在1998~2009年，我国最终消费支出增加了2.21倍，由51588.2亿元增加到165526.8亿元，人均消费支出增加了1.88倍，由3159元增加到9098元。其次，初步改善了消费结构。有研究资料显示，1998年至2009年，城乡居民的家庭恩格尔系数在波动中呈下降趋势，分别下降了8.2%和12.4%。其中，某些专项措施的政策效应突出，如2010年的全国汽车以旧换新政策已拉动汽车消费496亿元。

再次，改良了消费预期。有学者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养老保险参加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促进人均消费支出增加1.3个百分点。

我国城镇居民养老保险工作自1994年实施以来，普及率由2000年的29.3%提高到2004年的30.1%，2007年达33.9%，7年提高了4.6个百分点，拉动个人消费需求增加近6个百分点。但我们更要清醒地看到，在经济发展方式亟待转变的“十二五”期间，过于粗放单一的财政政策将逐渐失效。因为我国已经进入大众化消费新阶段，消费需求的内在稳定性在增强，消费波动的周期性在延长，消费内生性规律要得到新的认识和利用，财政政策自然也要有所创新。

三、完善扩大消费需求的财政政策

(一)基本思路。

其一，调控机制更长效。建立扩大消费需求的长效机制，财政政策要调整设计思路，由短期应急为主转变为近期有措施，长期有预案，由应对危机为主转变为危机和常态时期都要有对策，由注重拉动效应为主转变为强化带动效应，增加自我调整效应，弱化挤出效应，并强调与经济形势的联动效应，注重突出财政政策通过扩大消费来保障民生的基本取向。

其二，调控目标更多元。一要兼顾消费总量和消费结构，侧重调整消费结构。二要兼顾公共消费与私人消费调控目标，侧重扩大私人消费。三要兼顾即期消费与长远消费，侧重扩大长远消费。四要兼顾富人消费与中低收入者的消费，侧重扩大中低收入者的消费。五要兼顾城镇消费与农村消费，侧重扩大农村消费。六要兼顾青年消费与老年消费，侧重老年消费。

其三，调控手段更灵活。财政政策的基本调控手段依旧是财政收入与财政支出。

我国财政收入以税收收入为主，但以往过多强调生产型的间接税，并不利于扩大消费需求。当前，要将税收制度转化为以消费型为主的直接税，并借鉴国外综合性税收征收制度经验，将直接税逐渐转化为以个税为主。当然，对作为财政收入构成的国债收入部分，可否将其支持投资建设的合理经验适用于扩大消费。在财政支出方面，多制定与居民收入直接挂钩的补贴制度和社会保障政策，利用财政收支的自动稳定器作用调整经济周期。同时，适度增加政府在公共消费设施和服务上的投入也是扩大消费需求的重要手段。因为政府的投入越多，则居民的投入可以减少，从长远来看，也相当于提高了居民收入水平，享受了更多的产品或服务。而且这种投入可以弱化居民对未来的不良预期，拉动当前消费。

(二)对策建议。

其一，提高消费能力。财政政策要着力推动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建立居民收入与经济增长挂钩、劳动收入与企业效益挂钩、工资水平与物价水平挂钩的“三挂钩”机制，提高消费者的现实消费能力;建立政府让利于民、企业让利于民的双让机制，增加对文体卫教、生态环境和气候改良等多方面的财政投入，提高消费者的潜在消费能力。同时，财政要给力城镇化工作，加快农民市民化进程，制定长期有效的鼓励性财政政策，引导社会和企业创造更多就业机会，给予大学生和进城务工者更多的创业基金支持，减免在就业创业上贡献较大的培训教育机构和部分企业的所得税费，保障居民基本消费能力;通过建立健全社会救助、民间捐赠、慈善事业、志愿者行动等多种形式的三次分配制度和机制，提高居民总体消费能力。对个人所得税提高免征额，拉大适税收入等级，降低比例税率，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提高居民内在消费能力;继续贯彻对中低收入者的“三低一保”政策，提高贫困人群的基本补贴标准，增加城乡基本养老金和医疗保险投入，提高居民的消费能力。

其二，完善消费条件。一方面采用减负免税办法或建立产业投资基金等方式增加消费供给。尤其要加大对消费金融、物流配送等生产性服务业和宜居房产、新能源汽车、文化教育、旅游休闲、养生养老、高端餐饮、家政服务、通讯增值等消费性服务业的政府扶持力度，鼓励有发展前景的新兴产业和服务业。另一方面要改进财政支出结构，积极发展新型消费业态，合理布局消费网络空间，加快城乡专业营销论文" target="_blank">市场建设，推进社区服务基础设施，改善消费硬环境;完善财政支出制度，制定专门的治理消费和消费金融准入制度，改善消费软环境。同时，以鼓励多建经济适用房、公共租赁房等方式控制房产等大宗消费品价格上行，以增加价格补贴预算来稳定中低收入者消费，改善城镇消费条件;进一步支持农村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养老服务改革，增加对水利、电力、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的投入，改善农村消费条件。

其三，培育消费热点。在新时期，财政政策应在引导低碳宜居住宅消费和节能环保新能源汽车上出台更有针对性和长期性的产销补贴措施，并给予价格让利、使用优先、置换便利、维修专业等系列配套政策;

同时要提出分步骤、分阶段的财政鼓励措施，增加政府阳光采购支出，清除不合理税费政策，适当采用以奖代扣的多元化方式加大文化娱乐消费、旅游休闲消费、养生保健消费等的引导力度，培育和发展新的消费热点。以加大境外消费者出境退税和入境奢华品消费关税来有序引导奢华消费的回流，合理释放富人奢华消费能力;继续延续和试点消费产品和服务下乡的新老优惠政策，研究城乡消费梯度差异因素，努力引导农村消费热点形成集群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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