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问卷数据，我们对机会分类及其搜寻方式作出了进一步的判断，作为扎根分析结论的佐证和补充。在问卷结果中，首先，从机会的类型来看，编码型机会占54.46％，默会型机会占45.54％，并不如同先前研究者所估计的那样，“编码型机会比默会型机会更普遍”。其次，从机会识别者来看，在性别分布方面，成功进行机会识别的男性数量要多于女性，同时识别默会型机会的男性与女性的数量差距也大于识别编码型机会的男女数量差，说明男性由于在行业经验、人际关系网络和信息来源等方面比女性的平均水平占优，所以更有利于识别默会型机会。在年龄分布方面，成功识别两类机会最多的年龄段是35～45岁，这也是我们统计所有样本中创业活动最活跃的年龄段。值得注意的是，在25～35岁年龄段，识别默会型机会的被试数量要大于识别编码型机会的被试数量，可能是由于这一年龄段的创业者更易于接触和接受创新型的机会，从而提高了对默会型机会的识别能力。此外，在45～60岁年龄段，识别默会型机会的被试数量同样大于识别编码型机会的被试数量，说明默会型机会的识别仍需要靠长期的经验积累与实践摸索，因此，会出现有能力识别默会型机会的创业者年龄相对偏大的情况。从学历上看，同整个样本的统计结果一致，接受过高等及以上教育的机会识别者仍占优势多数，同时，默会型机会识别者接受高等及以上教育的比例要大于编码型机会的识别者，这说明因高等教育而形成良好人际网络、丰富信息来源以及个人对信息的理解能力有助于默会型机会的识别。

　　四、结论与讨论

　　(一)机会存在内部异质性，代表编码型机会和默会型机会差别的显隐性可以成为显著的区分标准
　　回顾之前针对机会异质性的文献分析，可以发现在先前研究者所提出的几种创业机会的分类中，依据创业机会本身性质的分类几乎可以囊括前几种类别，即可以将以机会的产生、开发情况、创新程度划分的类别归纳到编码型机会和默会型机会当中。比如对于Ardiehvili的基于机会开发情况的分类中，“梦想”和“等待解决的需求”更倾向于默会型机会，而“技术转移”和“业务或企业的形成”因为其明确性而更倾向于编码型机会。更为明显的是机会的创新程度与本质异质性之间的关联，H01，combe所提出的模仿性机会和创新性机会应分别对应于编码型机会和默会型机会；而Sarasvathy等所提出的识别型机会对应于编码型机会，发掘型和创造型机会则更倾向于默会型机会。这进一步强化了我们通过扎根理论方法所得出的机会异质性的关系模式。

　　(二)在被成功识别的机会当中，编码型机会并未比默会型机会更普遍
　　Smith指出，尽管有研究者认为“机会极少以相当齐整的形式出现”，但是编码型机会还是有可能呈现出比较规律的形态，研究者一般认同这种编码型的机会比默会型机会更为普遍。可是基于我们对于64个有价值样本所识别的机会类型进行统计，结果表明两种类型的机会几乎各占一半，虽然编码型机会略多于默会型机会，但远未达到先前文献所指出的“编码型机会更为普遍”的情况。究其原因，一方面可能由于被试样本抽取的问题；另一方面可能由于被试对于自己所识别的创业机会较为自信，出于对自身经验的认识和肯定，相信自己比其他人能够更为充分地识别特定的创业机会。同时，这一结果也说明了，先前研究者所估计的“编码型机会比默会型机会更普遍”需要进一步挖掘更有说服力的测量方法进行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