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组织层面有关社会资本的研究问题——“前因”和“后果”

　　(一)组织层面社会资本的“前因”
　　Leana和Van Buren把组织社会资本看做反映企业内社会关系特点的一种资源。他们认为，雇用活动在关系、规范、角色三个方面影响组织社会资本。Bolino和Jaylor认为，组织中的社会资本和组织公民行为是相互促进的。Lazarova和了aylor把无边界职业生涯分为四种类型，并指出特定类型的无边界职业生涯会减少(或增加)组织的社会资本。
　　学者们还把战略联盟、跨国公司、家族企业等作为具体情境对组织层面社会资本进行研究。Koka和Prescotl认为，企业随着社会资本程度的变化而变化，社会资本的程度不但在于企业在联盟网络中的结构位置，而且还在于联盟形成和维持背后的动力。而Kostovat和Roth认为，社会资本的程度和形式由跨国公司总部和分部相互依赖的性质决定，并随跨国公司形式的变化而变化。Arregle等通过同构机制把组织社会资本与家庭社会资本联系起来，这些同构机制包括共享的组织身份和理性、人力资源实践以及重合的网络；并通过考察家庭社会资本稳定性、互动和相互依赖的作用，连同家庭的规模、承诺和为企业提供关键资源的能力，提出家庭社会资本如何影响组织社会资本的发展。

(二)组织层面社会资本的“后果”
　　组织绩效是组织层面社会资本研究的主要内容，因为社会资本的得失会或多或少地影响组织绩效和竞争力的好坏。Fernandez等发现，企业对雇员社会资本的投资会产生巨大的经济收益。Lee等检验了企业内部能力和外部网络对 企业绩效的影响。内部能力和以伙伴关系为基础的外部网络对绩效有显著影响，而以赞助关系为基础的外部网络对绩效并没有单独的影响，但与财务机构的联系对投资在新兴企业的技术能力和财务资源有多重作用，可见，获得财务支持对企业绩效有重要影响。Batjargal从社会嵌入视角去考察了前苏联企业家的社会资本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他发现，关系嵌入和资源嵌入对企业绩效有积极影响，而结构嵌入对企业绩效并没有直接影响。Koka和Prescott在指出联盟网络构成社会资本的同时，还发现社会资本的信息维度对企业绩效有不同的影响。Gopalakrishnan等也发现，企业的可信度与获得联盟伙伴的财务支持是积极的影响关系。Maurer和Ebers对创业企业社会资本的结构、管理和演化如何影响企业的绩效进行了研究。他们发现，当企业成员不断采用社会资本的结构去适应变化的资源需要时，企业可以实现绩效收益；这种惯性会把企业的社会资本变成一种可靠性。Acquaah发现，来自于管理者的网络和与其他企业、政府官员和社区领导社会关系的社会资本会提高企业的绩效。企业的竞争力是企业绩效的重要表现之一，Wu发现，信息共享在社会资本与企业竞争力关系中具有调节作用，具体地讲，信息共享在新人和网络联系与提升竞争力的关系中起完全调节作用，而在重复交易和提升竞争力的关系中只起部分调节作用。Tsai认为，社会资本(先前的网络中心性，可信性)与战略关系之间的互动极大地影响组织内联系的形成。Miller等认为，企业的内部社团以及企业与外部相关者的联系在家族企业中更为普遍，这些关系会提高新兴市场中高科技企业的绩效，这种影响取决于重要的专业知识和组织社团内外部的社会资本。
　　有关智力资本的研究可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直接研究组织层面社会资本与智力资本之间的关系。Nahapiet和Ghoshal认为，社会资本促进创造新的智力资本，同时，企业拥有的社会资本越密集，则在创造和共享智力资本方面越有优势。REiche等认为，个人的社会资本必须明确转化到组织层面才能对部门间的智力资本有持续的作用。另一部分学者则认为智力资本由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组织资本三个部分组成的，以此为基础研究二者之间的关系。Reed等认为，社会资本对财务绩效的影响取决于其他两个部分的价值。Subramaniam和Youndt在研究中发现，智力资本的各方面对创新能力具有不同的影响，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紧密相关，除非把知识通过关系网络化、共享、传播，否则很难对组织的创新能力有益。Tsai和Ghoshal发现，社会互动和信任与部门间的资源交换极大相关，这对产品创新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组织行为包括：企业的生存；投资于新企业、在起步阶段发展商业关系以及对新企业的管理；选择外部董事；组织学习等。Fischer和Pol-lock发现，在企业作为一个公共实体的前5年，管理团队的平均任期和IPO协议的网络嵌入降低了企业失败的可能。Lester等把前政府官员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分为深度、广度和衰退程度三个维度，并发现这些维度是公司选择外部董事的重要标准。Zahra发现，组织社会资本对企业投资、交易、合资、联盟以及对新企业的管理等方面有积极的影响，并且企业的所有权在其中起了调节作用。Kang和Snell也把智力资本分为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组织资本三个部分，整合出三者互补的框架，以促进两方面的组织学习，包括知识开发和知识利用。Inkpen和Tsang将网络分为三种类型，即公司内部网络、战略联盟和产业区，每一种网络类型都有各自的社会资本维度。为了有效和高效地转移知识，企业要预先管理和建立社会资本。社会资本使信息转移的社会联系具有双向性，因此，员工流动给企业带来双向的信息流。
　　组织间社会资本的研究主要是以战略联盟为背景展开的。Chung等发现，来自银行直接和间接的合作经历的社会资本在联盟形成中起了重要作用。Gopalakrishnan等发现，在制药企业拥有较大管理控制权的联盟中，制药企业能从生物科技企业获得更大的财务资本。在较早的研究中，Walker等发现，社会资本的发展极大地影响了企业间网络的形成和产业增长。后来，Stare和Elfring认为，高度网络中心性和广泛的“桥”联系会加强中心联系；而企业间若少有“桥”联系，中心性则会减弱创业导向和绩效之间的关系。
　　从文献的回顾来看，组织层面社会资本的研究呈现出“轻前因，重后果”的局面，绝大部分研究把组织层面社会资本作为因变量，而忽视了组织层面社会资本的前因变量。在解释组织或企业社会资本从何而来的问题上，基本是套用了社会学中对个人社会资本的解释，但是社会学的理论是建立在个人层面上的，把它直接转化到企业层面有可能产生重要的理论问题，我们要注意到这种转换不是随意的，要建立在厚实的理论基础之上。在对组织或企业社会资本“后果”的研究问题广泛，而且重点突出，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这些研究中，绝大多数发现了社会资本的积极作用。但是，也有少部分研究发现，社会资本的某个维度对企业绩效有不显著的影响；Yli－Renko等甚至发现社会资本的关系质量维度与知识的获得是负向联系的。另外，Yoo和Lee还发现，缺少高度信任的社会资本并不会妨碍企业取得好的经济绩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