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方的成名作《风景》中，一家十多口人全挤在一个十三平米的板壁屋子里，空间狭窄，因而大哥只能成日上夜班，七哥被迫睡在黑暗潮湿的床底下，其余的几个孩子睡在临时搭厄地铺上，铁路线就在屋子的附近，成日不得安宁，由于物质的极其匮乏，生活的艰难，父母的粗俗不堪与愚昧无知，孩子们生下来便在打骂声中度过，兄弟姐妹之间也相互倾轧鄙视，勾心斗角。这无疑是一种生存悲剧所带来的人性之悲。

二、爱情悲剧

《烦恼人生》中印家厚渴望爱情，然而却只有“爱情悲剧”——他的婚姻。当雅丽跟他婉言表白心曲时，“印家厚的头嗡嗡直响，声音越变越大论文发表，平庸枯燥的家庭生活场面旋转着……有个情妇不是挺好的——这是男人们私下的话。”但他马上打消了自己的念头，回到现实中来;当印家厚面对儿子的幼儿园老师时，他“顷刻间发现或者认可了他多年来内心深藏的忧郁，那是一种类似遗憾的痛苦，不可言传的下意识的忧郁。正是这股潜在的忧郁使他变得沉默，变得一切都不在乎，包括对自己的老婆。”同样，印家厚是理智的，他迅速逃离了幼儿园;当收到江南下的信时，“印家厚想起了肖晓芬，想起了那份心底的忧伤。”在印家厚心里，他渴望爱情的滋润和有激情的生活，然而，他也深知理想和现实的差距，一回家，“一杯温开水，一条湿毛巾”就使“花前月下的爱情，精神上微妙的沟通等等远离了这个饥饿困顿的人。”这也是池莉对印家厚爱情悲剧的一种消解——现实生活中没有花前月下的爱情，只有实实在在的婚姻。

与池莉不同，方方是相信爱情的，但是美好的爱情往往因为外在的客观因素和内在的主观因素而带有悲剧性。《风景》中杨家父母的爱情是真挚感人的，“他俩双双跳了长江，一条纱绸将他们紧紧扎在一起。”只是因为文革这样的社会环境而跟他们的爱情蒙上了悲剧性色彩。二哥对杨朗的爱情也是真挚纯真的。二哥在杨家父母死亡之时“产生了痛苦，也产生了爱情。”“爱情的强烈和炽热溶化了他的生命。”而杨朗却为了早日摆脱农村生活出卖了自己的贞洁，拒绝了二哥的情感，最终二哥“便用刮胡子的刀片割断了手腕上的血管”，这主要就是因为杨朗人性中的残忍和无情而带来的爱情悲剧。悲剧就是主客体之间的不和谐，作为主体的人与作为客体的现实之间产生的不可调和的矛盾所造成的人生的不幸，这种不幸过于强大，使主人公在抗争中遭受损失，印家厚是这样，二哥也是这样，热烈追求而不得，结果只能是一个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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