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我国与英美法系国家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比较

以及我国刑事侦查活动中被告人的权利情况

(一)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证明标准和方法论

我国《刑事诉讼法》反复强调“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证明标准采取的是彻底真实的客观标准，即在认定案件事实时必须做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其标志是：1.据以定案的证据均已查证属实;2.案件事实均有必要的证据予以证明;3.证据之间、证据与案件事实之间的矛盾得到合理的排除;4.得出的结论是唯一的，排除了其他的可能性。这一客观标准是建立在一切案件事实都是可以绝对查清的这一理论基础之上的，带有很强的理想主义色彩。在我国以前强职权主义诉讼模式下，对引导司法人员努力追求案件的客观真实、减少冤假错案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是，我们应该看到，刑事诉讼证明要求“结论唯一，排除一切可能”是非常困难的。诉讼证明是司法人员通过对搜集到的证据材料进行分析、判断和推理来重现案件事实。由于证明材料具有有限性，逻辑推理具有主观性和间接性，重现案件事实并不等于案件事实本身，因此，要实现绝对性认识是十分困难的。

我国刑事诉讼之所以强调“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采取彻底真实的客观标准，与我们的哲学观是密不可分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观认为，通过主观的努力，主观一定可以真实的反映客观。表现在刑事诉讼中，就是认为通过司法人员的努力追求，可以真实的还原和再现案件的本来面目，也即是认为一切案件事实都是可以绝对查清的。为了能够把案件的事实绝对的查清，也就必须占有大量的客观材料，这也是完成理性认识必须具备的条件。因此，不仅要收集完备的书证和物证，更重要的是获得被告人如实的供述，因为被告人是案件的最直接参与者，或者可以说被告人是案件的主角，只有得到被告人如实的供述，才有可能使案件的本来面目真实的还原出来。因此我国的刑事诉讼法规定犯罪嫌疑人应当承担如实供述的义务，并没有赋予被告人沉默权，这是与我国刑事诉讼的方法论和我国的刑事证明标准相适应的。

(二)英美法系国家的刑事证明标准和方法论

英美法系的认识论是经验主义的观点，认为人的认识是有局限的，不可能将过去发生的事情百分之百真实的还原出来。英国《大不列颠百科全书》称：“由于取得证据的方法有显著不同和区别，证据只能产生程度不同的概然性，而不会有绝对真理的意义。”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29条、第137条、第162条规定侦查机关侦查终结、移送起诉，检察机关提起公诉，人民法院作出有罪判决的证明标准均为“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这说明，我国刑事证明标准，在诉讼的各个环节都是同一的，即“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这与英美法系在刑事诉讼的不同阶段适用不同证明标准的原则也是相反的，在英美刑事诉讼中，以可能性或确定性的不同程度来划分刑事诉讼中的证明标准。如在美国证据法则和证据理论中，将证明的程度分为九等：第一等是绝对确定，由于认识论的限制，认为这一标准是无法达到的;第二等为排除合理怀疑，为刑事案件做出定罪裁决所要求，也是诉讼证明方面的最高标准;第三等是清楚和有说服力的证据，某些司法区在死刑案件中，当拒绝保释以及作出某些民事判决时有这样的要求;第四等是优势证据，作出民事判决以及肯定刑事辩护时的要求;第五等是可能的原因，适用于签发令状，无证逮捕、搜查和扣押，提起大陪审团起诉书和检察官起诉书，撤销缓刑和假释，以及公民扭送等情况;第六等是有理由的相信，适用于“拦截和搜身”;第七等是有理由的怀疑，足以将被告人宣布无罪;第八等是怀疑，可以开始侦查;第九等是无线索，不足以采取任何法律行为[3]。这里，证明标准不仅包括法院认定被告人有罪的标准，而且包括检察机构起诉的标准，此外，还包括侦查机关采取重大侦查行为应当遵循的标准。因此，可以说在英美刑事诉讼中，在不同的诉讼阶段存在着不同的证明标准，从侦查、审查起诉到审判，证明标准在可能性或确定性程度上呈递进的态势，对被告人作有罪判决需要达到最高的证明程度──排除合理怀疑。

(三)中国刑事诉讼活动中被告人的权利情况

我国刑事诉讼法已经确立了无罪推定的基本原则(《刑事诉讼法》第12条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不得确定有罪)，形成了以当事人主义为主、职权主义为辅的诉讼模式;建立了法官居中裁判、控辩双方相衡对抗的控辩式庭审方式。同时《刑事诉讼法》第43条规定了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但是《刑事诉讼法》依然规定：“被告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但是对与本案无关的问题，有拒绝回答的权利。”根据这一规定，被告人负有对侦查人员的讯问如实陈述的义务，而没有保持沉默、拒绝陈述或作虚假陈述的权利。这些规定，与我国长期以来形成的强职权主义的诉讼模式和国家权力本位主义是一致的，无疑这对迅速、及时地查明犯罪事实，惩罚犯罪，保护人民，维护社会秩序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但也应该看到，供述义务不仅违背了无罪推定原则和举证规则，也无助于取证行为的合法化和文明化，并且助长了对犯罪嫌疑人口供过分依赖的心理，这种过分依赖，正是刑讯逼供屡禁不止的原因之一。这一规定和刑讯逼供的关系，在下文中会详细阐述。

(四)我国现行刑事证明标准与沉默权制度的冲突

如果赋予了被告人沉默权，那就必然会面临着一种情况，那就是大量的刑事案件将有可能出现零口供的情况。在我国现行的追求彻底真实的刑事证明标准下，大部分的刑事案件一旦欠缺了被告人供述这一最直接最有力的证据，都将面临无法彻底还原案件真实面目的问题。按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大部分的案件都将在检察机关审查起诉阶段因为存在疑点而不得不“存疑不起诉”，使得大部分犯罪分子得不到法律的制裁，人民的安全和社会的秩序得不到法律的保护。

如果在侦查阶段作为解决的办法，通过加大侦查工作的力度，尽可能多的收集相关物证、书证，用其他详实的证据形成证据链条，在零口供的情况下将被告人推上法庭，必然会使侦查工作的难度大大的增加，相关耗费的人力物力也将呈几何级的递增，同时对侦查人员提出更高的专业技能要求。目前绝大部分刑事案件都要依靠口供来寻找突破口，由于我国的证据制度强调证据间的相互印证，不是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有主观色彩的自由心证和内心确信，某些证据比如凶器等，没有口供再高的侦查技术也很难查清。而更严重的问题还在于，在大多数情况下，由于客观原因，比如天气的变化，人的生老病死，物品的灭失损毁，都会让案件的关键证据灭失，无法收集和提取。在这种情况之下，无论侦查工作付出多么艰辛的努力，也无法收集到确实充分的证据，无法达到客观真实的证明标准。因此在客观真实的刑事证明标准这个大前提之下，赋予被告人沉默权，将使刑事案件的侦查工作和审查起诉工作面临极大的压力和困难，其结果很有可能是大量的犯罪得不到法律的制裁。因此我国引入沉默权制度，面临的主要障碍即是刑事证明标准与沉默权的冲突。

四、沉默权的重大意义和我国引入沉默权制度的必要性

沉默权制度已成为国际公认的刑事司法的最低公正标准，是最低的人权保障，是实现司法文明的重要标志，是不可抗拒的世界进步之潮流。有人说过：人都有自我保护的天性，因此从道义和伦理上讲，每个人都不愿意说出不利于自己的事实，更没有证明自己有罪或无罪的义务。从世界范围考察及司法实践的迫切要求来看，在我国建立沉默权制度，有其重要的意义。

(一)确立沉默权是保障公民权利的需要

经验表明，在刑事诉讼中，最容易且频繁受到侵犯的是受追诉人的权利。受到刑事追诉的人与拥有特殊权力和专门技术手段的追诉官员相比，本来就处于劣势地位，如果再赋予追诉官员强迫其陈述的权力，被追诉者的其他权利就会因此而毫无保障，也容易助长追诉官员刑讯、威胁等非法行为。而赋予其沉默权，实际上是要增强其在刑事程序中与追诉一方相抗衡的手段，以达到维护被追诉者合法权利，抑制追诉权滥用的意图。任何公民(包括无辜的人)，都可能涉嫌犯罪而受到追究。所以，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沉默权，实际上是对每个公民权利的保障，是人权保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人权呼声日益高涨的今天，对公民权利的保护，以免受到国家强制的侵害，就更要在各方面加以有效的保护。随着社会的进步、民主的发展，我国也开始越来越重视对诉讼当事人权利的保护，因此将刑事诉讼当事人的地位放置至与追诉机关平等的地位上来，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

(二)沉默权也是我国宪法赋予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是规定国体、政体、公民权利等国家的根本问题，在一切法律中居于最高地位，其它法律均应与其保持一致，并不得与之相抵触。《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3条第3款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第35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言论自由成为公民一项重要的基本的宪法权利。

沉默权是言论自由的固有内涵。因为言论自由，作为一项公民的“意见自由”或“表达自由”，被称为人类的“第一权利”，这作为“人类最重要的、潜力巨大的、活动的资源”，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一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正如陈独秀所说的，“法律是为保守现在的文明，言论自由是为创造将来的文明”、“政府一方面不但要尊重人民法律以内的言论自由，并且不宜压迫人民法律以外的言论自由。法律只应拘束人民的行为，不应拘束人民的言论;因为言论要逾越现行法律以外的绝对自由，才能够发现现在文明的弊端，现在法律的缺点。”现代的言论自由应包括以下几层内涵：(1)公民说与不说的自由;(2)说这个与说那个的自由;(3)这样说与那样说的自由。其中，第一层内涵“说与不说”的自由是第二层与第三层涵义的基础，是最基本的言论自由。而“说与不说”的自由，以前没能得到人们应有的重视，这项“自由”体现到刑事诉讼中，就应是当事人享有陈述与不陈述的自由;而陈述与不陈述的自由，其实质就是供述与沉默的自由，也就是沉默权。沉默权作为一项“消极”的言论自由，是最基本的言论自由，体现在刑事诉讼中，就是被告人在陈述与沉默之间有权进行完全无约束的选择，法律不应强迫被告人进行陈述;强迫陈述所得的证据应认定为非法[4]。十届人大二次会议，把“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庄严的写入了宪法，这是历史的飞跃、法治的进步、人权的胜利。而沉默权，则是人权的最低标准和人权的最低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