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传记人物复杂全面，戏曲人物单纯透明

人性作为人区别于其他动物的特质和基本属性，形成于一定的社会制度和历史条件下，为适应社会的要求，人的情感、理想、愿望、习惯和行为方式等必然会刻上深深的时代烙印，因此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称其为“每个时代历史地发生了变化的人的本性。”人性是复杂的，既相互矛盾，又融合统一。在人物塑造方面，如何区别对待这两种人性，又构成了传记与戏曲的另一差异。戏曲是一种舞台艺术，受时间有限、空间狭小的限制，它要求在有限的时空内最大限度地发挥艺术的潜能。因此，戏曲人物首先必须拥有十分集中、突出而又鲜明的个性特征，能让观众第一眼就明确这个人物属于哪一类人。其次，作者需有意将诗意风格和强烈抒情性渗透于人物塑造中，让演员依靠激烈的语言、夸张的动作等来表现炽烈的感情以引起观众的共鸣，甚至借助剧中人物自报家门和内心独白的方式完成对人物的褒贬，“自由谑弄，讽刺当路”，让人一眼就能看出其妍媸，做出喜恶判断。如三国戏中曹操的奸诈、孔明的智慧，水浒戏中李逵的鲁莽等，人物性格单纯透明，往往开篇便已定性，倾向性十分鲜明。相反，传记要求记述的则是传主的“一生行宜”，强调“包举一生而为之传”，因此在人物塑造方面，既要表现出传主的主要性格特征，又不能忽略那些独特的社会生活环境对人物性格的影响，只有对人物在特定历史时期的思想发展过程及功过得失做客观、全面的评价，才符合史家自觉写历史的要求，否则将传主的两种人性截然分开，会使得作品既幼稚又片面，从而失掉其作为史料的存在价值。例如，司马迁在《史记•范睢蔡泽列传》中不仅歌颂了范睢的忍辱负重和过人才干，同时也揭露了范睢为获取个人名利不择手段倾轧他人的行径。高文秀在《须贾大夫谇范叔》的创作中对人物性格进行了巧妙的移花接木，把魏国丞相魏齐以刑罚侮辱范睢的诸多行径都转移到须贾身上，使须贾的狭隘歹毒、扼杀人才的丑恶行径得到突出，而范睢则作为一个纯粹的才华出众又怀才不遇的有志之士，人物性格变得更加鲜明单纯了。综上所述，传记文学与戏曲创作存在着诸多差异。但就二者的价值而言各有千秋，其中尤以戏曲更优秀。《中国文学七论》中提到：“中国戏剧史是一粒橄榄，两头是尖的，宋以前说的是戏，皮黄以下说的也是戏，而中间饱满的一部分是‘曲的历程’，无论如何比两端来得酣畅一点。”这是因为戏曲不完全受传记的束缚，可以在文本的基础上提炼出某种有节制的意见新解，甚至在人物塑造和情节建构方面做出一定的益于表现主题的虚构，以反映感情的真实为根本，达到如明人沈际飞所说：“惟情至，可以造立世界;惟情尽，可以不坏虚空”，使戏曲既缜密周详又飘逸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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