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此之外，中国现代文学的起点，胡适的历史贡献还在于，他不仅是一位“言文合一”的倡导者，而且在实践上也是率先用白话进行文学创作的。他在最难攻克的诗歌体裁中尝试运用白话，其创作的《尝试集》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部白话新诗集。他还创作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个白话话剧的剧本《终身大事》。胡适曾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导言中用大量的篇幅回顾了晚清白话运动的历史。从最早的沿海各省维新志士创造拼音字母到王照、劳乃宣的“官话字母”运动，从吴汝纶、张百熙、严复、张謇等晚清名流力推学校教育使用拼音文字到民国初期教育部颁布国语注音字母，这段历史本应是“五四”白话文运动的前奏，却被胡适定下一个“运动失败”的结论。胡适甚至自信地认为，“白话文的局面，若没有‘胡适之陈独秀一班人’，至少也得迟出现二三十年”。虽然黄遵宪的“言文合一”的思想不至于被冠以“失败”二字，但是他确实没有明确地提出“白话文学”这一口号，更没有表现出推翻文言文正统地位的现代意识。因此，笔者认为，包括黄遵宪的“言文合一”思想主张在内的一系列清末民初的白话文运动，都只是白话替代文言的这一古今语言转变过程中的“量变”，它们对现代白话文的建构只是起到了一个铺垫的作用，真正的“质变”是到“五四”白话文运动才实现的，现代白话和白话文学也是直到“五四”才基本上得以定型的。由此可见，“五四”文学革命时所倡导的“言文合一”的白话文运动更能够作为中国现代文学起点的一个标志。

中国现代文学在诞生与发展的过程中受到了广泛的外来影响，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鲁迅先生甚至断言：“新文学是在外国文学潮流的推动下发生的。”外国文学思潮的影响不仅培养了一大批中国的现代作家，而且引发了中国文学的文学观念与创作方法的变革，更为重要的是，对中国现代文学走向世界文学、走向现代化起到了一个良好的引导作用。因此，要确定中国现代文学的起点，外来影响、对外交流是必须考虑的因素。严先生将中国现代文学的起点定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第二个原因是因为在那个时期，已经有陈季同这样的知识分子突破了中国传统的陈腐观念，视小说戏剧为文学的正宗，并且用法文创作小说与戏剧来传播中国文学和文化。最重要的是，陈季同还形成或接受了“世界的文学”的观念。陈季同在当时能拥有这样一种现代化的文学观念与世界性的文学意识，无疑是难能可贵的。但是，我们必须要看到，陈季同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例子，他的身份是晚清政府驻法大使馆的武官。由于长期在法国工作和生活，又通晓法文、英文、德文和拉丁文，陈季同对西方文化的了解自然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正是在西方文化的熏陶下，才使得他能在文学创作与研究中摆脱盲目排外的传统观念，以一种清醒的世界意识和现代眼光看世界。但无论如何，陈季同只是那一个时代的“奇葩”，他个人的觉醒还不足以形成一种社会性的潮流，也不能对新旧文学的转型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真正的社会性的对外交流，真正的社会性的世界文学意识的觉醒，还是在“五四”文学革命时期。当“五四”文学革命还处于酝酿过程和发轫初期的时候，新文学的建设者们就把眼光投向了广袤无比的外国文学世界。胡适在西方“意象派”诗歌的启发下，倡导白话新诗运动。周作人从日本“白桦派”的人道主义文学理论中受益，提出了“人的文学”的观念。《青年杂志》刚创刊，翻译外国文学的热潮便方兴未艾。在《青年杂志》(从第二卷起改名为《新青年》)的带动下，《新潮》、《每周评论》、《少年中国》、《文学周报》等各种报刊以及出版物莫不争相译介外国文学，为“五四”文学革命的广泛开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几乎所有文学革命的倡导者和参与者都曾做过译介外国文学的工作，如鲁迅、胡适、周作人、刘半农、沈雁冰、郑振铎等人，都是极为活跃的译介者。新文学家们如此热忱地评介与引进外国文学，目的当然是为了将外国文学先进的艺术观念与创作技巧引作良规，用以创造中国的新文学，但这远不是他们的终极目标。1915年，《青年杂志》的创刊号上发表了一则《社告》，其中的一条是这样的：“今后时会，一举一措，皆有世界关系。我国青年，虽处蛰伏研求之时，然不可不放眼以观世界。”

可以说，这才是“五四”新文学建设者们最大的心声。他们评介外国文学的举措不只是希望借助吸收外国文学的先进因素来挽救中国文学的颓败，更在于期盼中国文学能够从中观照世界文学的趋势与时代的精神，趋近于世界文学的要求，从而在“世界关系”中不落人之后。这种“世界意识的觉醒，是成为一个现代人的标志”，这种“世界文学意识的觉醒，则是成为一个现代作家的标志”。随着世界文学意识的觉醒，在“五四”之后的短短几年内，西方自文艺复兴以来的各种文学思潮几乎都先后涌入了中国。在文学的创作实绩上，“浪漫主义，现实主义，象征主义，新古典主义，甚至表现派，未来派等尚未成熟的倾向”都在当时的中国文坛上“露过一下面目”[7]96。虽然除了现实主义、浪漫主义之外，其他的许多外国文学的“主义”都没能在中国现代文坛上落地生根，但这每一种“主义”的尝试，都体现出“五四”新文学建设者们努力向世界文学潮流趋近的良苦用心。在文学的对外交流方面，“五四”文学革命的规模与声势完全超过了近代任何一个时期。它不是某一个文学家突破思想束缚的高瞻远瞩，而是所有新文学的开拓者们在世界意识觉醒之后的共同参与、共同努力的结果。正是在外国文学和文化的影响下，中国文学从价值观念到语言形式都趋向了世界文学的发展方向，实现了现代的转型。“任何近现代意义上的民族文学的诞生，无不孕育于民族文学的开创者的个性意识和世界意识的觉醒之中”。因此，将“五四”文学革命作为中国现代文学诞生的标志是最能够体现中国现代文学对外交流、走向世界的时代特征和历史规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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