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闳中(910—980年)江南人，五代十国中南唐人物画家，曾任南唐画院待诏。工画人物，用笔圆劲，间以方笔转折，设色浓丽，善于描摹神情意态，与周文矩齐名。

3、中西方绘画美学和哲学的异同

作为在中西方绘画史中都比较杰出的两幅作品，这两幅画揭示了中西方文化中不同的审美观念。而这样的不同，并没有谁高谁低，谁好谁坏之分，只是一个民族的特性体现。“美是和谐”，是一个十分古老的命题。无论中西，古代人都把“和谐”作为对理想之美的描述。不论东方还是西方，欧洲与中国，古代人很少谈一个事物美与不美，而多是说和谐与不和谐，他们说的和谐就是美。这是中西审美的一个最集中的共同点。而两幅画就是如此，安静而又极具张力，不管是人物的位置安排，还是颜色的运用，大到画面的整体色调，小到餐桌上的餐具都是画家精心安排的，为的就是构图的平衡，色彩的和谐。而中西古人由于各自民族历史和文化环境的不同，对和谐的理解又是各不相同的。

中国人主要通过艺术来彰显主体的“心理和谐”，以实现社会理想人格的塑造和人与大自然的心灵沟通。儒学思想就集中代表了汉文化不同于世界其他民族文化的基本特质。孔子对通过艺术展现的人的精神的价值评价，总是以宗法社会的伦理道德规范来衡量。孔子认为人生最高的目的，即“克己复礼”，而表现在艺术审美中，就是提倡以宗法社会的伦理道德精神为美之本，把“成教化，助人伦”作为艺术的最高目标，以“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的绘画技能章法完善为实践之途，从而达到“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理想美创作精神。

儒学的审美思想，就是要求艺术的情感必须自觉地由道德伦理的理智来节制，以达到情与理的和谐统一。而在《韩熙载夜宴图》中也表达了这种审美理想。画中韩熙载和其他几位官员的身体比例与围绕在他们身旁的女子的身体比例有明显的差异，前者好像是被故意放大，而后者则是在衬托前者。这种安排是作者的别有用心，还是因为安逸的社会环境导致官员们本身体态圆润，体型比常人的略显壮硕。这就是中国审美理想所要求的艺术的情感必须自觉地由道德伦理的理智来节制，已达到情与理的和谐统一。韩熙载和官员们由于当时的社会地位比较高，为了凸显他们与常人的不同，作者放大了他们的尺寸，以“大”而喻理。所不同的是，西方人则主要用艺术来实现对客观世界 “形式和谐”的把握，在视觉的理想形式中寄托主体对客观世界的把握。作为古希腊哲学史上最早的学派——毕达哥拉斯学派就认为“数”是万物之源，事物的存在就是数理的存在，美就是数的和谐。

他们认为一切立体图形中最美的是球形，一切平面图形中最美的是圆形。此外，他们还注重发现审美对象的超验品性，并常常将这种品性与具有宗教色彩的“神”或“上帝”联系起来。基于这样的观点，达·芬奇将画面中各种人物的关系整体和谐地统一于画面，遵循着同样秩序感，和秩序感中的变化。而他的成功之处在于，分析了每个人的内心，从内心到动作，再和画面构图紧密结合，综合各方面的因素，做出一种在构图上紧凑、严密的设计。耶稣和十三使徒，按照一种经过长期深思得出的结论和各自的位置和动作，被安排在画面上最合适的地方。换言之，中国的审美和谐是偏向“心理”的，而西方的审美和谐是偏向“物理”的。这就是中西古代审美理想的共同点和差异点。而中西的古典艺术家们在实现上述理想的艺术创作中，在各自民族历史文化的语境中，又形成了各自的创作观念和艺术思维特征。

从美学品格和审美经验的角度来看，西方是“画”的故乡，中国是“诗”的国度。比较之下，“画”显然是视觉的、静态的，而“诗”则是情感的、动态的。如果说中国绘画往往是通过引导观者视线游动而表现的，是故事的审美诗情，那么西方绘画则是通过在空间形式中融入时间因素而再现的，是事件的事实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