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国内政局，则是影响关系走向的另一大不确定因素。民主党国内政绩同样令选民失望。7月参议院选举后，执政党联盟只获得242议席中的110席、反对党却占到132席，再现“扭曲国会”格局。执政党主导的法案在参议院随时面对反对党的阻挠，菅内阁执政环境险恶。在自民党政权时期，40%的内阁支持率一般被认为是维持政权的底线，而最新民调显示，现内阁支持率已经下滑到21%左右。

理论上2011年日本没有国会选举，但现实也许会出人预料。

日本政治社会正处于历史转型期，内政对外交的影响重大而直接，近年来中日关系所受到的影响也是更多地来自于日方。从自民党小泉到安倍再到福田，从麻生到民主党鸠山再到菅政权，对华政策的每次调整都有国内政治的背景。而上述日本国内局势，至少会给中日关系稳定发展带来两点悬念。一是如果菅直人下台，谁接替菅当首相，对外政策又会怎样变化?民主党执政经验不足，政策统一性、一贯性不强，加之党内矛盾重重，新人上台造成政策起伏的概率更大。二是内政再次动荡，会不会波及对外关系?

《日本经济新闻》2010年初曾发表社论，分析民主党对外政策，称该党“从在野党时期形成的从内政视角处理外交、极具危险性的习惯”最令人担心。的确，“为内而外”是民主党外交政策的突出特点，而且随着国内政治季节的到来，它对民意的反应会尤其敏感，对外关系有因内政需要而被牺牲的危险。

对中防范

中日矛盾大而言之可分作两类：一是力量对比、形势变化、政策调整造成的战略与利益冲突。“9·7”事件实际就说明中日矛盾的焦点已经从小泉时代的历史观冲突转移到现实问题上，中日之间战略性竞争的一面进一步凸显。二是由各种背景堆积而成的“心理问题”。它和现实利害冲突相互激发、同步升级，而缺乏政治、战略互信是问题的核心。

譬如，在中国购买日本国债问题上，无论是增持还是减持，都会招致日本国内的多方议论，怀疑中方“动机不良”。以中国GDP超日为标志，两国力量对比目前处于“错肩”阶段，日本对华战略心态微妙，猜忌心理将使两国之间问题的处理更加复杂。

上述背景下，2011年日本对华政策及中日关系的两面性将持续增强。中日合作特别是经贸领域的合作关系近年来长足发展，已到了“无法为第三方所替代”的深度合作阶段。对加强日中经济合作，民主党内无论是知华派的经济财政大臣海江田万里、还是对华强硬的外相前原诚司，也都存在共识。然后，中日关系合作性的上升并未导致其竞争性的削弱，合作所带来的巨额商业利益并未及时有效转化为政治互信、战略互信，这是问题的症结所在。

作为民主党对华两面政策的结果，2011年安全对抗将成为中日矛盾最突出的部分。近日，日本政府正式通过了新《防卫计划大纲》，并确定了未来五年的中期防御力整备计划。大纲中首次写入有关重视“动态防御”的构想，并强调加强日本西南海域防御，同时明确提出“应对中国，加强防御”。

新防卫大纲毫不隐讳地将重点放在了中国，明确提出在增强日本西南海域海空防御的同时，在日本的离岛部署陆上自卫队。作为民主党防务政策的“新概念”，重视情报搜集和“警戒监视”中国海军的“动态防御力”构想也被首次写入大纲。为应对中国海军在东海的“频繁活动”，大纲规定海上自卫队潜艇数量由16艘增至22艘，以提高在西南海域的“监视能力”;航空自卫队那霸基地的战斗机团由1个师团增加为2个师团，预防别国战机对侵犯日本领空;在距中国最近的冲绳县与那国岛部署“沿岸监视队”，在相关地区部署陆基反舰导弹。

值得关注的是新大纲对“中国问题”的定性。2004年版大纲称中国的军力崛起“令人忧虑”，而新大纲则明确提出中国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的“忧虑事项”。防卫计划大纲是日本安全防务政策的指导性文件，但这次似乎也给对华外交定了调，专门提出日本要联合拥有“共同价值观”的韩国、澳大利亚、东盟有关成员国及印度，在与中国存在争议的问题上，对中国采取“坚定姿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