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将投入大约1 200亿元资金，用3年左右的时间，恢复重建汶川地震灾区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并通过严格执行强制性建设标准规范和各行业建设标准，提高抗震设防标准和建筑质量，将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建成最安全、最牢固、群众最放心的建筑。”2008年11月，中广网(北京)发布了这样一条消息。无论是灾害地区的重建，还是整个中国社会的发展，近年来，我国政府越来越重视公共服务建设，不断朝着服务型政府努力，取得了一些成绩。各级政府对于加强公共服务建设、创建服务型政府进行了有效实践。例如我国广东佛山打造了“公共服务超市”，启动无线城市公共服务信息平台，形成生育、户籍、婚姻、纳税、社保、医保以及水、电、煤费用查询与缴纳等众多公共服务“货品”，通过前置页面的导航功能，市民可以自主定制各类社会公共服务项目，让市民感受到了无处不在的智能生活。

但是，据《2010年中国公共服务评估报告》显示，我国当前政府公共服务整体呈现出“总体水平偏低、发展不平衡”的基本特征，同时公共服务意识和公平性也有待提升，具体分析如下：

1. 总体水平偏低。《中国公共服务发展报告2006》显示：我国政府公共服务的整体水平偏低。一线城市中，只有北京和上海的公共服务综合绩效达到良好。天津、浙江、广东、江苏等较为发达省市仅为一般等级，我国的大部分省市区仍处于低级水平。同时，在公共安全、环境保护、社会保障和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水平普遍偏低。

2. 地区发展不均衡。由于城乡经济发展的差异，我国城乡公共服务情况也存在严重的不均衡，较之城市发展，农村公共服务严重滞后。据发改委社会发展司数据：我国城市的每千人口病床数量是农村的4.22倍，城市普通中学高学历教师比例几乎是农村的2倍，城市每千人口卫生技术人员数是农村的2.52倍。[3]公共服务建设的地区发展差异，可能是进一步拉大城乡差距、增加社会不稳定因素的隐患，影响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

3. 公共服务意识偏低。由于长期受传统政府模式影响，公务人员仍有“官本位”、“官重民轻”等思想，没有实现从“命令角色”到“服务角色”的转变，造成公务人员服务意识低，服务态度差，这也大大影响了社会公众对政府公共服务建设的参与热情和信任感。

4. 公共服务制度不完善。虽然国务院发布了一系列关注服务型政府建设的意见和文件，以此推动地方政府公共服务的建设，提升其建设能力。但长期以来，地方政府并没有形成成熟完善的机制来保障服务。部分地方政府单纯追求政绩，单方面走经济发展的道路，或者仅做短期可见政绩效果的城市基础建设、道路维修等公共服务，而忽视了文化教育、医疗卫生等领域。

5. 公众参与决策率低。在公用事业中，仅有12.7%、14.4%和21.7%的人表示政府在电力、自来水和燃气服务决策前主动通过听证会等形式听取过老百姓意见(如图1所示)，政府提供给人民的参与渠道太少，公民在公共服务决策中没有机会行使自己的监督权力。[4]另一方面，仅有39.2%的人认可这种参与活动的效果，23.1%的人认为政府是在走流程而已，没有实质性的作用。

公众参与决策是实现政府公共服务功能的重要保障因素，也是构建服务型政府的必然要求，而我国民主多元参与机制仍然不够成熟，公众参与公共服务建设的决策活动太少。

三、提升地方政府公共服务建设能力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