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把主体性理解为个性最为本质的特性时，就不难看出人的个性是历史地形成的。马克思十分清楚地把个人区分为“偶然的个人”和“有个性的个人”，历史也因之表现为一个从偶然的个人向有个性的个人的发展过程。有个性的个人与偶然性个人的差别主要在于对包括社会关系在内的社会历史条件的主动驾驭与否。马克思认为，“有个性的个人与偶然的个人之间的差别，不是概念上的差别，而是历史事实。”[2] 122按照马克思的人的发展的三阶段说，我们可以推论：在人的发展的第一个阶段，即人的依赖关系阶段，个人绝对地从属于群体，个人的主体地位没有确立，所以谈不上严格意义上的个性发展。极少数所谓有“个性”的人也必然遭受悲剧性的历史命运。这同时也就意味着，在那个阶段社会秩序以压倒的力量战胜了个性。在人的发展的第二个阶段，也即以物的依赖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阶段，人们着力于个性的伸张，反抗以往旧秩序对个性的压抑。当然，个性的伸张依然需要秩序，但不再把秩序看成先于个性的存在状态，而是往往把秩序看成个人契约达致的一种结果。但是，这种获得丰富和发展的个性依然是异化的——与此相对，社会秩序对于个人而言也总是表现为一种异己的力量——因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个性。只有在人类更高的发展阶段，也即人的发展的第三个阶段，“各个人的全面的依存关系、他们的这种自发形成的世界历史性的共同活动的最初形式，……转化为对下述力量的控制和自觉的驾驭，这些力量……迄今为止对他们来说都作为完全异己的力量威慑和驾驭着他们。”[2] 89-90人的个性才能得到真正的自由发展，到达自由个性的境界。自由个性的阶段必定是个性与秩序完美统一的阶段。

总的来看，目前人类已基本进入人的发展的第二个阶段，当代全球化也因之表现为“以物的依赖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在全球范围内的确立。中国已经积极融入全球化进程之中，但从人的发展阶段来看，中国的情况十分复杂。当代中国是一个经历了几千年封建社会历史的社会主义大国，一方面，她必须尽快摆脱封建血缘的“人的依赖关系”，另一方面又必须把“自由个性”的高远理想具体化为行为的规范，尽量减少“以物的依赖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所造成的人的异化。从个性发展的角度看，中国处于努力使偶然的个人向有个性的个人、自由个性发展的初级阶段。无论是从世界，还是从中国来看，目前个性发展的阶段就决定了个性与秩序之间还远没有、也不可能达到完美统一的状态。不过，我们依然可以先从一般的意义上理解个性与秩序的相互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