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发展需要拆迁，没有拆迁就没有发展，但是，我们不能把拆迁建立在对私有财产的侵害上。在我国长期的拆迁历史中恰恰忽视了这个问题，只是到了最近，我们才关心起私人财产权问题，但立法对此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严重一点说，现在有的房屋拆迁是一种大规模的、有组织的对私人财产权的侵犯，不但直接侵害了私人财产权，而且也引发了社会极大的不稳定，破坏了人们对法治的信心。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13条规定：“国家保护公民的合法收入、储蓄、房屋和其他合法财产的所有权”;第39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禁止非法搜查或者非法侵入公民的住宅”;第5条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

我国宪法明文规定，公民的住宅等财产不受侵犯，但恰恰是国家的法规和地方法规，给予各地随意和任意拆迁公民房屋住宅以便利。通常的情形是，一个开发商如果看中了某块地皮，只要和政府一说，政府马上借口统一规划建设或者建立开发区，而要求这块地皮上的原有居民搬迁，并且还不给予足额的补偿。如果居民因为不到位或者不愿意拆迁，政府就可以根据上述法规申请法院强制执行。

正是因为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无视公民房屋住宅这一宪法性权利，导致了各地大量“依法”侵犯公民住宅权和房屋所有权的现象，极端的时候，就导致了自焚现象的发生。

第四：政策法规中政府角色定位不正确。

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房屋是一生中最重要的财产，作为所有者，他对其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的权利。根据自然的正义原则和现行宪法和法律的精神与条款，该项权利理当受到保护。显而易见的是，负有保护责任的正是政府。作为解决问题的最后手段，在利益发生冲突而无法通过商业手段讨价还价解决之时，民众必然诉诸行政、司法程序，要求政府对纠纷作出裁决，并动用手段来保护自己合法的财产权利，也保障社会的合作与交换体系正常运转。一个成熟、高效有公信力的政府，在制定政策是首先考虑的就是不能与民争利。

房屋拆迁，实际上涉及到三方主体利益即房主的房屋所有权、政府的土地所有权和开发商的开发权，从公正意义上说应该是由三者来分享开发利益，但目前的立法着重保护政府和开发商利益。由于行政权利的介入，加之有关拆迁补偿和安置都是由开发商一个人说了算，是霸王条款，被拆迁人同意也罢，不同意也罢，都得拆，严重侵害了被拆迁人的利益。丝毫没有体现中央“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思想。

第五：《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中关于补偿安置的规定非常不合理，它闭塞了被拆迁人获得民事救济的渠道。依据该规定，被拆迁人不满开发商提出的补偿安置方案时，开发商可以申请房屋拆迁管理部门裁决，若房主不服，其只能就此裁决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而不能以开发商为被告提起民事诉讼。但在行政诉讼中、，法院原则上只审查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不涉及合理性。因此，这对房主非常不利。

两起因强迫拆迁导致的自焚事件，让全社会密切关注拆迁过程中的违法问题。只有改革现行房屋拆迁法律制度，才能真正确立合宪、合理的拆迁秩序;才能解决拆迁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使差遣真正利于经济的发展;才能维护社会的稳定。

为此，笔者提出一些建议以供参考。

首先，建议最高立法机关尽快对有关拆迁的行政法规进行一次全面的审查，按照宪法和基本法律的要求，该修改的修改，该废止的废止，并制定出合乎法律和民意的新规定，这应该是治本之策。

其次，房屋拆迁立法应将出于商业目的与出于社会公益目的的拆迁区别开来，对出于商业目的的拆迁应确定特别的程序和原则。第一，商业拆迁规划立项时，应公告征求广大被拆迁人的意见，确保被拆迁人的知情权和异议权，并建立被拆迁人大会或代表大会制度、;第二，拆迁评估机构应由开发商与被拆迁人共同选定，取消由开发商聘请评估机构来评估的做法，采取公开，公正的程序如招标等方式来选择评估机构，保障公正评估;第三，应建立拆迁安置补偿费用专项监管制度;第四，取消对商业拆迁中的行政裁判制度，未经法院判决，不得强制拆迁;最后，政府应强化对开发商的管理，除检查规划、立项等工作外，对拆迁人与被拆迁人之间的纠纷应发挥协调作用，但不应对被拆迁人作出强制性的行政决定。

再次，建立配套的、完善的司法救济途径。司法制度对人们利益保护是一道最后的防线，没有了这道防线，人们在别的地方寻求救济的可能性就不大了。对待拆迁中发生的不公正现象，司法机关应该考虑司法的作为问题。

关于城镇化的建设如上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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