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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我国译学界的阐释学翻译研究多从哲学阐释学的“理解的历史性” 、“视阈融合” 以及“效果历史”三个主要方面分析和解释翻译现象。阐释学在翻译领域的研究成绩显著，但是也存在问题。因此，翻译研究者对于诠释学理论的借鉴和引用应该持一种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的客观科学态度。

关键词：阐释学; 翻译研究; 视阈融合; 效果历史

课题项目：湖南省教育厅2008年度一般项目“哲学阐释学关照下的翻译研究”(2008C165)

Enlightenment and Limit of Hermeneutic Approach in Translation Study

HE Hong-li

(Foreign Language Department , Hengyang Normal University ,Hengyang 421001, Hunan)

Abstract: Hermeneutic translation studies in China are apparently based on the three major principles of historical interpretation,fusion of horizons and effected history. Great achievements have reached.However,problems still exist.Hence,the author assumes that we should deal with the influences of hermeneutics in a manner of taking the positive elements to improve translation development while getting rid of the negative fac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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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 words: hermeneutics; historical understanding; fusion horizon; effected history

一、 引言

阐释学(Hermeneutics)是一种探求意义理解和解释的理论，来源于希腊学者论释荷马史诗等古典文献的语文阐释学和解释宗教经典的神学阐释学，从词源来讲，它来源于古希腊神使Hermes的名字。Hermes的主要职责就是把神的旨意传达给世人，他须先解释神的指令，将其翻译成人间的语言，可见,阐释学从一开始就包含“翻译”的意思。20世纪初， 海德格尔(Heidegger)使方法论阐释学转向本体论阐释学，从而引发了阐释学史上的一场重大革命。 20世纪60年代，西方阐释学的发展进入哲学阐释学阶段,“阐释学意识”成为20世纪以来

课题项目：湖南省教育厅2008年度一般项目“哲学阐释学关照下的翻译研究”(2008C165)

人类最重要的思想观念之一。到伽达默尔(Hangs-Geog Gadamer )时代，阐释学最终完成了向哲学本体论转化这一过程。伽达默尔的巨著《真理与方法》(1975)提出了现代哲学阐释学三大思想即：理解的历史性、视阈融合、效果历史。本文将这三大哲学理论原则对翻译的指导意义及其局限性作一探讨。

二、阐释学对翻译研究的启示

阐释学对翻译研究的影响是全面而深刻的，其最重要的贡献是其创造性地把理解本身作为研究对象、反思了主体对客体的认识和理解过程，翻译不再被认为是文本仅仅在语言层面上的转换和对文本进行分析和应用。总的来说，阐释学理论已经被广泛应用于翻译理论研究中，也在有(转载自论文之家http://www.papershome.com，请保留此标记。)效地指导翻译实践。

(1)理解的历史性与翻译研究

根据现代哲学阐释学的观点,文本的意义取决于读者对它的理解,并不是原作者写作时的原意。所谓的理解的历史性，主要指理解者所处的不同于理解对象的特定的历史环境、历史条件和历史地位，这些因素必然影响和制约理解者对文本的看法，因此，文本的意义是不确定的。阐释学代表人物海德格尔认为人们在理解事物时，都以其固有的意识去积极参与，而不是用空白的头脑去被动接受。在翻译这一文化的多维交融过程中，译者不可避免地将其个人生活经验、文化和历史背景渗入其中，译者对原作的理解必然会带有自己的主观性，对原作的翻译处理同样也会体现其主体性的标志，因为每个人都属于特定的时代，其思维、行动的方式不免会打上时代的烙印。人是历史存在的人，这些历史性语境就构成了译者的“前理解”。 因此，理解总是一定历史阶段内的理解，必定是相对的、不完善的。

在翻译实践活动中，理解的历史性决定了译本的多样性以及“复译”的必要性，也就是说同一部作品可能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被译成不同的形式。据统计，1949至1979年间，我国翻译出版社的外国古典文学作品中，复译本的作品占80%以上，欧洲古典名著如《堂吉诃.德》、《红与黑》、《简爱》、《呼啸山庄》、《包法利夫人》等至少有三个以上的译本，有的如《红与黑》甚至有十三四种译本。东方古典名著《一千零一夜》包括各种节译本、改写本和全译本在内的复译本甚至超过几百种。[1] 由于译者的个性、爱好、气质、修养、经历不同，每个译者的“前理解”不同，他们对原著的阐释显然不尽相同，译本的风格因此明显地呈现出很大的差异。

而传统翻译原则和标准如：“信达雅”、“神似”、“化境”“等值”“等效”等，都无不以源语文本的客观性、确定性与唯一参照性作为讨论的前提条件，而阐释学中关于理解的历史性原理则对这一过去认为是无可辩驳的前提提出了大胆的质疑，使之受到了巨大的冲击和挑战。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打破了传统翻译的意义观，丰富发展了现代哲学的理解观，一方面对译者的主体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另一方面为翻译研究的宏观构建找到了新的理论依据，突破了传统文学研究的封闭模式，从而将翻译研究置于更加广阔的社会、文化背景之中。

(二)视野融合与翻译研究

伽达默尔在理解的历史性基础上又提出了“视域融合”(或译作“视界融合”)概念。伽达默尔指出.“视域就是看视的区域，这个区域囊括和包含了从某个立足之点出发所能看到的一切”[2] 因此，“视阈”指的是某个个体世界观、价值观等观念的总和。文本本身带有一定的“视阈”，由于理解的历史性的存在，译者也具有自己的“视阈”，因此，译者所创造出来的文本并不能完全体现原语文本的“视阈”，而是结合了文本“视阈”和译者“视阈”的新的“视阈”，这便是“视阈融合”。不同历史时期的读者由于其理解的历史局限性不可能一次性穷尽文本的内涵，对文本的解读只能是一个逐步接近其审美价值本身的过程，不存在永恒的、一劳永逸的、终极的理解。作为理解主体的人既是历史性的存在，也是不断通过理解历史而创造意义的存在。现代阐释学主张,“任何主体不是孤立的,主体既是历史的载体,也是通往未来之桥梁,因此主体是一个综合体,是历史、个人和时代境域的合一”。[3] 作为原作第一读者的译者在对原作进行阐释时，其理解无疑是历史性的。作为译本的终端读者，不仅不同时代的读者对同一译本的理解、鉴赏会有很大差异，而且即使是同时代同环境下的读者，由于他们的文化修养，生活经历和审美情趣等方面的不同，对同一部作品的理解与鉴赏也会千差万别。鲁迅曾说:一部《红楼梦》，“单就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密事。”[4]

总之，理解的历史性也为我们重新审视文学翻译中存在的历史性现象提供了新的理论研究视角和批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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