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岁的Z两年前从部队复员转业分配到地方，进入公务员队伍，顿感落差太大。在部队时，每月工资8000多元，如今只有2000多元。好在工作不忙，甚至清闲，同事们相处不错，经常聚聚。“回到地方第一年，常常是一上午活干完了，中午大家就到外面喝酒，喝到晚饭，再换场地继续。兴致高涨的时候，再去唱唱歌，然后砸地摊，不夸张地说，回到地方的第一年喝的酒超过了在部队4年。”去年，禁令一出，这种事立刻停止了。Z倒觉得，这是好事，如今，他只是偶尔和战友们在一起喝酒，形式也不一样了，“战友们也都回到地方做了公务员，都受纪律约束。聚在一起喝酒的时候，就去老地方，从傍晚到半夜，仅限一场，绝不更换场地”。

40岁的X还记得当年从安监系统考到政府时的激动。从一个公务员岗位考到另一个公务员岗位，X选择了一条颇为艰苦的道路。在行政秘书的岗位上工作了16年，X依然是科级干部，距离阶段目标尚有一步之遥。做领导的行政秘书在以前是有一些获益的，安排领导的行程和食宿时标准高一些，跟随领导出国访问时停留的时间长一点，作为领导身边的工作人员，X还常会得到馈赠。直到去年，所有政务都有了明确规定，X不再接受馈赠，当然，他也很少接到过馈赠了。

专家观点：政府和市场、社会的关系不平衡

范永茂博士认为，很多中国公众关注腐败问题，公务员受到公众批评也好，还是监督也罢，都是公众和媒体对反腐问题的担忧和关注的体现。进一步来说，公众关注、监督反腐问题，是因为公务员掌握着公权力，公权力在不受严格的监督下，会成为谋取私利和寻租的工具“。所以，公众普遍认为公务员有”灰色“收入，有各种隐形福利，有部门”小金库“，并对此口诛笔伐也就不足为怪了。”从根本上说，这些现象的发生还和我国长期以来政府和市场、政府和社会的关系严重不平衡，社会治理结构的扭曲有关。试想，如果市场早就在资源配置中发挥起决定性作用、政府权力被关到制度的笼子里，政府与社会组织在公共服务方面形成了良性的竞争关系，在一套公开、透明的制度下公民能够有序地参与到公共事务中，公务员回归到公仆的本位，公众还会如此在意公务员的福利、招考和各种待遇吗?“

围城内外的辩论 “老百姓对公务员是有误解的……”

但报考者说，想成为“掌握更多社会权力、占有更多社会资源，同时服务更多民众的一类人”

G有时候觉得，在公务员“围城”里奋斗了十几年好像特别不值。“老百姓对公务员是有误解的，认为公务员的福利太多了。实际上，公务员的工资不高，又不能够从事第二职业，福利只是对公务员的一种保障。我现在觉得，如果一个家庭两个人都是公务员，这个家庭的生活一定会捉襟见肘。”G坦言，“如果我是男性，我一定会辞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