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中国的公款吃喝已经到了令人触目惊心的地步了。据《嘹望》报道说，中国2004年的公款吃喝高达3700亿元。这是什么概念呢?2004年中国公布的军费也就2117亿元，同年财政投入农村义务教育的经费才l00亿元。

一个国内的朋友问我：“中国公款消费这么严重，不知道美国有没有什么可以借鉴的治理经验?”我说，“美国基本上没有这个问题，又谈何‘治理’?”朋友又说：“没有这个问题?看来美国官员真是清廉!”

其实，并不是美国官员不爱免费吃喝玩乐，但是钱袋子不由他们管，而由立法机关管，他们胳膊不够长而已。在中国，政府却是自已给自己开支票，人大不能提供真正有效的审查和监督，所以不消费白不消费，消费就要大大咧咧地消费。这是个制度问题，跟个人道德水准没有太大关系——就算你现在破口大骂公款吃喝，如果有人拿一张空白支票给你，让你随便给自己填，你肯定也会往上面填个天文数字。

所以，要说美国“治理”公款奢侈消费的“秘诀”，其实很简单：权力制衡。我们中国今天治理公款吃喝，一会儿制定“四菜一汤标准”，一会儿“公款吃喝公示制”，却全都治标不治本，甚至越治越病，因为治来治去都还是自己给自己开支票。立法机构真正与政府平起平坐，有效审查监督其开支，公款消费也就“断了炊”。司法机关真正与政府平起平坐，裁判越界的案例，公款消费就得提心吊胆。公众、媒体通过真正的言论自由对越界者“拳脚相加”，公款消费者就得道德破产。所谓秘诀，不过就是这些个制衡而已。

权力制衡对于遏止挥霍公共资源真有作用吗?大家都熟悉的陈水扁案，我就不多说了，不妨说说近两年我在美国耳染目睹的几个小例子。

一个是去年纽约州审计长阿伦·赫维斯栽的跟头。这个倒霉的州审计长，按我们中国

的说法，也是个“厅级干部”了，2006年9月，却因为让他的一个手下长期给自己生病的太太开车，被揪了出来。按照法律，公车绝对不能被私用，私用就要付相关费用。虽然赫维斯为此道歉，并主动给州政府赔偿了8万多美元，州道德委员会仍然认定他“明知故犯地利用职位，为自己和妻子谋求特权”，指控他违反了《公务员法》。当时正值美国中期选举阶段，州审计长是个民选职位，民意调查显示，赫维斯本来领先40个百分点的，一个星期之内，就掉到了12个百分点。由于当时他还没有遭到正式起诉，罪名不明朗，所以仍勉强获得连任。可是当他的案子正式进入法庭程序之后，迫于压力，他不得不还没就任就宣布辞职。2007年2月，法庭宣判他有罪，虽然只判了罚款，这个“厅级干部”的政治生命，却因为公车私用而给彻底搭上了。

另一个小故事，是宾夕法尼亚州议会的“加工资”风波。2005年7月的一天，宾州的议会在没有举行任何公共听证的情形下，突然通过法律，宣布给州议员涨54%的工资，同时也给本州的法官和高层行政人员涨了工资。这种行径，可以说是典型的“自己给自己开支票”。第二天，州长就签署通过了该法令。结果，“人民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当地的一个社会活动家立刻就把议会告上了法庭，认为他们这种做法“违宪”。后来，民愤越来越大，上千人跑到州议会门口抗议示威，甚至有民问组织将议会告上了联邦法庭，指控他们“侵犯了公众的立法讨论权”。迫于民众压力，州议会只好重新投票，几乎全票同意收回原先“涨”的工资。相比中国许多官员可以随便往公共支票里填吃填喝填车填旅游，美国的公共官员在没有这一切奢侈消费的情况下，给自己填点工资都很难做到。

一个审计长因为公车私用落马，一个州议会涨上去的工资愣是给退了回去，可见权利制衡对于公款私用的影响不是子虚乌有的事。在民众这样的虎视耽耽下，议员敢给官员们留出3700亿的“接待费”吗?这事够让他们下一百回台的。所以说，不是美国官员们不爱吃喝玩乐，而是前有议会管着钱包，后有法院拿着手铐，四面八方都有“群众的眼睛”，实在没有什么空子可钻而已。

事实上，权力制衡不但管制公款私用，也管制着公款公用。就算公款不给“私吞”了，也很可能被各种政绩工程、低效投资、无理补贴等给浪费了，因此公款公用，也有一个“好刃是否用在了好刀上”的问题。2005年纽约市申办2012年奥运会时，纽约州政府就因为民众压力，拒绝给一个对于申奥很关键的体育馆注入公共资金一公众说了，我们这缺钱的地方多了，办什么奥运啊。前一段我写过～篇“耳朵上的记号”，阐述美国2007年开启的一项拨款改革，其目的是将狭隘的利益集团化、地方主义化的拨款从美国的财政开支中清除，这同样是“预算民主化”改革的一部分。美国有一个非营利性团体，叫“公民反对政府浪费”，专门监督那些流向不合理、不必要的“公款公用”。听听它的一些报告名称，就知道它对政府花钱多么辎珠必较：“一个新的威胁：政府资助的垃圾科学”“YMCA：从社区服务到社区无服务”“爱滋项目：一个泛滥成灾的浪费”……虽然它的很多说法不一定对，但是让政府花钱的时候有点胆战心惊，却未尝不是好事。

甚至，民主和法治连“私款公用”也要干预。我不用公款请你，用自己的钱请你吃饭还不行吗?如果你是试图影响公共政策或者有这个嫌疑，还是不行。基本上美国所有的州对此都有法律规定，比如，康州的法律就规定，一个公职人员一年之内接受“政策游说者”的吃请不能超过50美元。又比如，2006年国会通过法令，规定禁止“政策游说者”给议员提供免费旅行和吃喝。英国的政治文化也似乎与此遥相呼应，最近布莱尔去迈阿密旅行，因为住了朋友免费的豪宅，而该朋友又似乎有往英国推销唱片之嫌，好端端的一次旅行，愣是变成了一个丑闻。

最近看到网上流传的一张照片，内容是两会代表在会议上睡得东倒西歪。固然，领导讲话往往具有神奇的催眠效果，而且人民大会堂的椅子可能格外舒服，但在那个庄严的大厅里，顶着人民代表的头衔，睡得憨态可掬的代表们其实有很多的事情可以做，比如，仔细聆听政府预算报告的细节，并且在可疑的地方说不。

——来源《南方人物周刊》6.如何消除公务接待中的种种弊端，建立起遏制公款吃喝风的长效机制，一些人士认为，界定公款吃喝的“罪与非罪”，是核心问题。

广西华胜律师事务所律师龚振中说，目前我国法律还没有专门针对公款吃喝的调整内容，应该从给公款吃喝定罪角度来约束公款吃喝风，对公款吃喝者重惩。

法学界曾经对利用公款大吃大喝的罪与非罪进行过探讨，有人认为应该给利用公款大吃大喝者定个“挥霍浪费罪”，但是最后也没有实质性的结果。江西省社科院法学研究所副所长李云龙说，目前在我国，公款吃喝还只是一个违纪问题，还没有上升到贪污、定罪的高度。应当给公款吃喝者定罪立法，因为实际上公款吃喝者已经对社会财产进行了侵占。李云龙认为，公务接待没有标准，随意性大，这是我国公款吃喝费用一直居高不下的原因，因此，公务接待标准化，这是公款消费接待改革的一个方向。

据了解，在有的国家，每年年初，所有花费财政资金的政府部门，都会向政府财政管理部门提出预算申请，申请详细到复印纸多少，墨盒多少，而不是一个笼统的办公费用。政府财政管理部门汇总后，上报给行政首脑，最后再递交给立法部门批准。财政预算得到立法部门批准后，必须严格执行。

事实上，当前亟待解决的是如何改变对财政支出“不监不督”或者是监督疲软的现状。特别需要进一步完善监管财政资金的法律制度，拓展公众监督的路径空间，并加大惩罚力度，刹住利用公务消费吞剥财政资金的歪风。

有专家建议，各地人民代表大会应该要求本级政府公开公务接待具体预算数字，并由人代会讨论政府减少公车消费和公款吃喝的刚性指标。如果突破指标，违反预算，就是违法。对超标消费者，应当采取不是“诫勉谈话”，而是行政警告甚至立即责令“下课”的办法予以惩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