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占有上的两极分化对社会生产造成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在整个社会生产相对萎缩的情况下，大学生群体的就业状况怎么能不越来越困难呢?

我国实行对外开放以来，国际资本以越来越大的规模进入内地，在初期这种资本进入也许对缓解当时我国经济建设资金不足起了一些作用，但它的影响很快就超越这一点了。

各地方政府在对外招商引资的竞争中，对外资的优惠政策越来越丰厚，从审批、用地到税收等等各个方面，在与内地企业的竞争中长期在政策上处于优势地位，再加上这些国际资本相对于内资来说实力更为雄厚，市场运作经验更丰富，造成内资企业经营越来越困难，一个个产业关联度高、对国民经济甚至国家安全都具有战略意义的企业被外资击垮(当然这只是原因的一个方面，那些企业领导层的腐败、无能也是重要因素)。近几年来，国际资本更是通过“斩首”式收购，逐渐取得了相当多的战略产业的控制权。据社科院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在我国对外28个主要产业中，其中21个产业位居前五位的企业都已经被外资掌控，而剩下的7个产业，外资也已经取得了相当的控制权。

相应地，在除了象军工、航天这些部门以外的其他许多产业中，我国基本不掌握核心技术，知识产权控制在外资手中。而在国际竞争中同样重要的品牌上，情况同意不容乐观。这些年来，不仅我们自己的品牌没有成长起来，而且自主品牌在外资的进攻下，处境越来越糟糕。曾经叱咤风云的历史随着合资而消亡了，即使有部分本土品牌仍然屹立不倒，也与昔日的灿烂辉煌不可同日而语。国务院国资委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白津夫举例说，作为引进利用外资最多的地区，江苏这几年来每年却有十几个国内自主品牌消失，自主技术也被屏蔽、被限制，对国内市场资源的控制力不断下降。

与此同时，我国大部分企业在不核心技术也没有自主品牌的情况下，唯一可以利用的就只有我国廉价的劳动力资源了，于是走上了加工贸易的依附型道路。我国今年五月份的对外贸易中，来料加工型的产品占到了55.2%。这一系列数据显示，我国经济的对外依附型结构已经形成，在这样一个结构里，产业利润大量外流，在对外贸易中处于极其不利的地位。

据广东省外经贸厅厅长梁耀文介绍，由于我国企业不掌握核心技术，导致广东货物贸易出口处于低技术、低附加值的地位。例如，广东是我国DVD出口大省，但是每出口一台DVD仅售39美元，却要向国外公司支付19.7美元的专利使用费，占成本70%的机芯等部件均依赖进口，致使该行业尽管生产量很大，而利润却很微薄。

据统计，目前国际市场上名牌所占比例不到3%，但市场占有率达到了40%。可是，我国广东省的外贸出口产品尽管量大却无法享受品牌带来的利益，只能采用OEM(也即委托加工)的方式生产。出口企业中拥有自有品牌的不到20%，自主品牌出口占出口总额的比重低于10%是普遍现象。这种情况，使超过90%的利润被外资拿走，2005年珠三角地区出口鞋21.7亿双，出口均价仅为2.7美元;广东作为全球最大的玩具生产基地，著名的芭比娃娃就在此地生产，在美国市场的零售价是9.9美元，可是我国企业得到的加工费仅为0.35美元/个，在这0.35美元中包括企业主的利润，地方政府的税收和工人的工资，而拥有该品牌的美国企业则获利近8美元/个，差距之大不可同日而语。

这种依附地位不仅压缩了企业的利润空间，而且还压低了工人的工资，拉大贫富差距，使国内市场需求日益相对萎缩，反过来又会造成企业生产日益依赖国际市场，巩固依附地位，形成恶性循环。

我国的这种依附型产业结构会从两个方面对大学生就业产生影响。

首先，产业利润的大量外流，使国内市场空间相对萎缩，扩大了市场需求与国内扩大的生产能力之间的矛盾，进而又限制了生产能力进一步扩大。这种影响的机理与前面已经分析过的贫富分化对大学生就业市场的影响是一样的。

其次，这种依附地位使大部分企业没有资源进行技术研发。而大学毕业生尤其是工科学生的主要社会使命正在于此，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就业状况越来越差也就不难理解了，部分特别优秀的学生要么选择出国，要么进入跨国公司在中国的分支机构。在那些已经被国际资本掌握了控制权的战略产业里，技术研发的中心并不在中国，而在这些跨国公司的母国进行。即使有部分公司在中国设立了研究院之类，也只能吸收一小部分特别优秀的大学毕业生。

以笔者所毕业的清华大学自动化系来说，我班共有30名同学，其中一半或在本科或在硕士毕业之后到了国外，大部分去了美国，而留在国内的同学中，大部分又都在外资部门工作。固然我国技术水平落后于美国，但这并不能成为他们留在外面的理由。在具备一定的条件的情况下，这种落后局面反而会给他们提供施展自身才华的大好机会，建国初期从国外冲破重重阻力回来的那一代老科学家就是最好的例证。而今天的问题是，国内的企业所能提供的这样的机会太少了。单纯地对这些不能或不愿回国效力的学生进行道德上的指责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应该受到指责的不是他们，而是现今我们不合理的、不符合中国人民整体利益的经济结构。

依附型企业所需要的不是大学生这类研发型的人才，更多的是操作型、实用型的人才。于是培养这类人才的职业技术学院发展势头迅猛，就业状况似乎比大学生还要好。例如苏州工业园区职业技术学院的毕业生甚至可以拿到4000—6000元，而同期在北京毕业的大学本科生的工资却降到了1000—1500，个别的只有600—800元。在这类职业技术学院里，中学文化程度毕业生经过简单的培训后，他们完全能够胜任大规模流水生产线上某一个具体的操作。

于是，在中国这样一个独特的环境里，就出现了象中国这样独特的社会现象。总的来说，我国大学生群体在总人口中还只占很小一部分，高等教育普及率甚至与印度相比都还很低，可是却出现了严重的过剩现象。

这种现象不能说和我们现今的教育体制没有一点关系，也不能说和大学生个体没有关系，但这些不是造成今天这种局面的根本原因。要改变这种状况，我们只有对内缩小贫富差距，对外通过自主创新摆脱目前的依附地位才有可能。在这一过程中，大学生群体不仅是在为底层民众谋利益，而且也是在为自己寻找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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