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连几日，围绕着新快报和这家报纸记者陈永洲的风波，引发社会的广泛关注，关于媒体道德的揶揄段子在民间瞬间流行，不断加剧着中国新闻人的内心憾恨。

诚然，案件仍在审理，一切还未尘埃落定，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对媒体责任的体认、对职业操守的反思。这样的一个事件，将一道考题如此沉重地摆到了新闻从业者的面前：我们正处于怎样的历史方位，面临何种时代挑战，担负什么社会期许，又被赋予了哪些使命?我们该如何铸造铁肩，担负起时代的道义?

人们最为关切的其实是：转型期的中国，面对错综复杂的生存环境，新闻人何以立足、如何自处、怎样作为?当十八大报告将舆论监督与党内监督、民主监督、法律监督并列，提升到新的高度，我们的舆论监督生态是否健康，我们的媒体从业者能否当得起这份信任?

对任何一个追求文明进步、民主法治的国家来说，新闻媒体的作用不可小看。它们客观公正的报道、抑恶扬善的定位，是公众利益的守护者，是为社会导航的瞭望哨、雷达监测仪。锋芒锐利的舆论监督，每每刺穿社会的脓疮，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

行进在现代化历程中的当代中国，一样对媒体监督的社会功效，有着生动而丰富的揭示。正是记者调查揭开了“孙志刚之死”的谜团，引发全社会反思，推动了收容制度最终废除;正是媒体坚决不为私利所诱、秉持正义良知，“封口费”最终没能封住山西繁峙矿难的真相，也催生了一场新闻行业的清理门户行动;正是财经媒体独立、专业的报道，令基金黑幕大白于公众，迎来了证券基金市场的行业整治;正因有对“被精神病”现象的不断批评监督，推动了“精神卫生法”有关条文对这一现象的关切……对于那些坚持新闻理想、职业操守的媒体和记者编辑来说，这份职责，神圣而崇高;这种奉献，虽九死而不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