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加快推进改革，利益格局一旦固化和膨胀，就会形成巨大的社会钳制力

“收入分配的调整必然涉及现有利益格局变动，最大阻力将来自既得利益集团。如果不能冲破现实中正在日益固化的利益格局，市场经济的分配秩序将难以建立，甚至对改革形成负面的影响。”

12月4日，在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举办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与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国际论坛上，国务院国资委国有企业监事会主席熊志军在谈及当前中国收入分配差距问题时如此警告。

收入差距成因复杂

他指出，中国现阶段的收入差距悬殊，主要成因有三：第一类，由于人的先天禀赋与后天努力不同，按市场经济的分配原则，自然会产生收入差距，这是正常的。第二类，由于改革中体制不完善，造成“制度漏出效应”，产生诸如“灰色收入”等问题。第三类则是由于区域发展不平衡和改革不平衡所造成的。

而后两者造成的收入差距都是不正常的，只能靠加快市场取向的改革解决。由此，熊志军指出，“解决当前的收入差距问题，不能笼统地谈。如果笼统地谈收入分配，有可能造成该管的没有管住，反而把我们应该建立的市场机制管得扭曲了。”

同时，他也指出，政府对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应该加以调控。这是因为，在市场经济中，收入差距会由于市场风险、机遇不同，而造成收入的不对称。同时，市场经济也会有“马太效应”，有钱的会变得越有钱，反之亦然。

最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制度漏出效应造成的收入差距。30多年来，中国作为转型经济大国，十几亿人创造的财富存量和增量相当大。在转轨过程中，由于制度、体制的不完善，巨大的财富就从制度缝隙里漏出，造成收入差距悬殊，政府必须有所作为。

他指出，中国实行渐进式改革，其好处是过渡平稳，风险比较小，但是这也使中国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时间拉得非常长。如果改革不加快推进，一旦停滞下来，利益集团的格局一旦固化和膨胀，就一定会形成巨大的社会钳制和改革的阻力。

谨防财富“制度漏出”

“制度就像筛子一样，好的筛子应该缝隙很小。但是，由于我们现在这个筛子还没有做好，筛子的孔就非常大，漏出去的、没有按规则分配的这些财富规模就非常大。如果把计划经济三十年的存量与改革三十年累计的增量加总，会是一个非常大的数字。”熊志军尖锐指出。

这种“制度漏出效应”，首先是渐进式改革形成的“双轨制”，最初是价格双轨制，后来发现，很多领域都有“双轨制”问题。一部分进入市场，有的进入快，有的进入慢，有的进入彻底，有的进入不彻底，这种制度性的差异就会在收入分配上体现出来。

其次，不合理的制度造成了收入分配起点不公平。最大的起点不公，莫过于城乡二元结构导致农村转移劳动力的歧视性就业与分配，使农民工成为中国社会主要的低收入群体。而正是这一群体长期低工资、低福利促进了中国高投资高积累的发展模式。

熊志军指出，中国有两亿多农民工，其收入水平大概是城市职工收入的一半，先不算福利待遇，仅不能同工同酬这一项，每个农民工一年就少收近万元。“两亿农民工是什么概念?放任对农民工年复一年的剥夺，这是中国经济赖以成长的一个条件，但却是不可持续的。”

第三，资源配置的非市场化。他指出，目前，中国的很多资源并不是按市场经济规则配置的，国有商业银行的信贷资金也不是完全按市场经济配置的。中国土地、房地产、矿产资源等这些最重要的资源、要素，至今都没有完全进入市场。

熊志军指出：“这些要素或资源，到底靠什么在分配?目前令人担忧的就是政府的过度管制及由此带来的寻租活动。各级政府在资源配置中的问题，第一是介入得过多过深，第二是权力运行不规范、不透明，第三是缺乏严格的监管。”

第四点，分配制度改革不到位。这也拉大了收入差距。他指出，同样是一个国家机关，不同的职能部门，收入差距就很大;同样是中央部门，机关和机关不一样，事业单位和事业单位不一样。这些问题，十年前就发现了，但至今也没有规范的办法来解决。

因此，今后必须以政府职能转变为中心，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同时，至少要做到“三个均等化”，即“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福利保障均等化、就业报酬均等化”。

“我认为，仅仅提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对中国目前来说，还不够，必须是三个均等化，借此解决城乡居民、大小城市、发达和不发达地区、体制内和体制外各类成员的国民待遇问题。”熊志军如此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