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公共场所进餐，有剩菜剩饭习惯的人要小心了，可能因此会受罚。28日，从武汉市文明餐桌行动领导小组会上传出信息，武汉将对宾馆、饭店、餐馆、学校食堂、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食堂剩饭剩菜行为制定处罚办法，现征集市民建议、意见。

一段时间后，“反餐桌浪费”行动，已然取得了不少阶段性成果。在此基础上，武汉的相关职能部门，显然想更进一步，以“立法处罚”的策略，形成更大的威慑力。当然，就其初衷而言，不可谓正确而善意。但，倘若细想开去，对此事的评价，似乎又不该如此简单。

众所周知的是，但凡“立法”，都得事先考量操作的可能性。“就餐被发现剩菜将受罚”?试问，谁来处罚?难道派专人蹲守不成?若当真如此，其所耗费的成本，恐怕不是小数——其实，只要你愿意较真，便会发现“立法处罚剩菜”，还有一系列“不可实行”之处。

一个可以参照的例证是，“公共场所禁烟”的法规都还无法落实，牵涉更广、内容更具体的“处罚剩菜”，真不知从何而来的底气?事实上，在开放空间内，矫正众多人口的行为习惯，“法律介入”一贯低效而无力。说到底，极有限的执法力量，决定了执法者必须有所权衡取舍，不加节制地“四处出击”，只会面临“什么都管不好”的结局而已。

社会治理有各种选择，而诉诸“法律惩戒”只是路径之一。且，相比于其他手段，立法处罚某事，因兹事体大而更须慎重。从此角度看，“制定处罚办法，开罚剩菜剩饭行为”，或许本就无正义性可言。首先，“私域在法律范围内完全有私域的主人做主”。鉴于餐厅吃饭乃纯粹的私人事务，“执法者”怎能干涉;再者说，“启动法律制裁的条件是，某行为损害了他人权益和公共利益”。比照之，处罚“浪费剩菜剩饭行为”，明显有悖常识。

之所以“立法惩戒”成为很多地方惯用的治理手段，就在于它给人一种立竿见影、能快速解决问题的错觉。在“反餐桌浪费”一事上，武汉方面急于求成，最终将自己置于尴尬境地。而实际上，扭转不文明的就餐习惯，远非“法律强力”可以达到，更多寄望人心的自觉与民众间的相互教化，也许更为妥当和有效。在此方面，民间自发形成的“光盘行动”，便是例证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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