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是“高龄”农民工。从年龄上看，他们大多是60后生人，属于中国第一代农民工，而且大部分人没有技术，很难适应新工种。记者询问了很多“高龄”农民工，他们大多没有愿望去学习劳动技能，也不知道该去哪里学习。记者在多个劳动力市场也看到，绝大多数单位招工的年龄上限是35岁，极个别企业把条件放宽到40岁。年龄偏大加上缺乏技能，使得他们常被用工企业排除在外。

与此同时，80后农民工产业大军同样需要给予重视。目前，新一代农民工大多为80后的年轻人，这个群体有一定的文化水平，掌握一定的技能，维权意识大大增强，往往会主动运用法律武器，主张自己的权利。这个务工群体少有务农经历，他们乡土观念淡漠，对城市生活向往并有着强烈的依恋情结。

有效化解矛盾 提供均等化服务保障

严峻就业形势使农民工权益保障问题进一步显现，而积极推进农民工与当地居民均等化的公共服务是有效化解矛盾的方式。

中国社科院劳动与人力资本研究室主任都阳说，历史上每次大的经济危机都是引发特定群体权益保障受到重视的良好机遇。1929年的美国大萧条，使得成千上万的失业工人生计无着，美国政府开始考虑为产业工人建立失业保险;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使得我国部分城市困难家庭陷入困境，城市低保制度建设被提上日程。此次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蔓延到国内企业，我们更应抓住调整机遇，化害为利，化危为机，更多关注农民工的权益，推进农民工权益保障制度的建设和完善。

农历新年伊始，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杜鹰在广东省委召开的一次研讨会上就强调指出，应积极将农民工权益保障问题纳入到与城镇居民同等待遇的范畴，广东在此方面可以先行先试。在新近制订的珠三角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中，也明确提出要加强农民工权益保护，逐步实现农民工子女就学、公共卫生等公共服务与城镇居民享有同等待遇。统筹城乡就业，加快建立城乡一体的人力资源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就业制度。加快建立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城乡统筹的社会保障体系等。

当前，在全球经济危机的影响蔓延至我国实体经济的过程中，农民工不可避免地成为直接承受冲击的群体，由政府组织提供公共就业培训服务，对解决目前农民工就业问题至关重要。据广东省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的调查表明，无技能农民工就业难度加大，但技能型农民工供不应求。谌新民教授指出，“政府提供的就业培训和指导服务应更多覆盖农民工群体，使更多农民工享有技能培训和自我提升的机会。”

谌新民教授特别强调，现在一提到均等化的服务保障，好像就等同于政府要进行更大力度的资金投入，这使得地方政府都难免会“捂紧口袋”。实际上，为农民工提供均等化的服务保障，固然需要当地政府打破户籍概念，加大财政投入，但更需要各级政府认真考量的是，最大限度地发挥既有政策的综合效应，将投入的资金真正用到刀刃上。如在政府提供公共就业培训服务方面，这些年各地投入的资金并不少，并有明确政策规定，企业应将员工工资总额的2.5%用于培训经费。但这样大的投入却收效甚微，原因在于在资金如何使用、培训主体是谁、培训效果如何考核等问题上没有建立明确细化的制度规章，没有发挥出这些政策措施应有的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