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解决措施

针对农村“留守人员”中存在的问题和他们的实际需求，围绕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主题，工会、妇联、团委等各级组织应充分发挥自身优势，采取积极对策，为“留守人员”投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供智力保障和政策支持，为“农民工”安心工作解决其后顾之忧做好稳固的后方工作。

(1)强化政府宏观调控职能。一是加大农村机械化耕作程度和范围。尽量提供一些诸如联合收割机这样的农村专业化服务，不仅可以缓解“农民工”家庭无青壮年劳力的劳动压力，同时也蕴含着许多商机，这是新农村建设中值得研究的新课题。二是加强村级综治工作。加强镇级派出所警力，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组织夜间安全巡逻队，给村级治安员适当生活补助，提高其工作积极性和责任感。三是鼓励“农民工”回乡探亲。保障“农民工”的法定节假日，最好能开通“农民工”专列，给他们提供节假日回家和家人团聚的机会。

(2)丰富农村娱乐活动。各级工会、妇联、共青团组织应充分发挥群团工作优势，借组织、农业、科技、林业、卫生、计生、民政等部门之力，针对农时变化，组织“留守人员”开展积极向上的文体活动，充分发挥镇、村、街道办事处腰鼓队、健身队等文艺团体的辐射带动作用，积极开展秧歌舞比赛、卡拉ok大赛、打羽毛球等活动，扬文明新风、树乡村正气，使广大“留守人员”在活动中陶冶情操，感受生活的快乐，同时，通过丰富业余活动，充实精神生活，减少赌博、偷盗等不良行为的发生。

(3)增设“留守儿童之家”等社会机构。加大农村“留守儿童”集中地区的寄宿制学校的建设，社区和学校对“留守儿童”的监护人进行培训，充分利用教师资源，鼓励教师担负起“留守儿童”的临时监护责任，多关心学生的生活和学习。另外，充分利用乡镇“福利院”，成立“留守老人之家”等机构，把“农民工”家庭的年老体弱、生活难以自理的“留守老人”集中照管，可以要求“农民工”给予一定的经济补贴。

各级党委、政府应把妥善解决农村家庭留守成员的教育管理和权益保护问题作为一项民心工程来抓，建立相关工作机构，提供有利条件，抓好统筹协调，形成共同关心留守家庭成员的良好格局。同时，根据新形势下农村出现的“留守人员”问题，研究制定涉及农民工利益的各项政策和措施，积极加大《《妇女权益保护法》、《婚姻法》等法律法规的宣传和执行力度，各级劳动部门、职能技术学校和用人单位在对外出务工人员进行教育培训和管理时，要把劳动技能、文化知识与相关法律法规及家庭教育结合起来，教育和引导他们自觉履行家庭责任和义务，遵守和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把问题消灭在萌芽状态。

四、其他突出问题

1. 耕地红线难保

留守老人的问题主要在于供养关怀，留守儿童的症结在于教育成长，留守妇女的矛盾则是家庭负担的沉重和婚姻生活的缺失。这些问题已足够沉重，却远非问题的全部。

2009年，我国耕地的红线是18亿亩，而去年耕地的总数是18.26亿亩，已经接近红线。今年两会上，农业部副部长危朝安指出：“我们是有信心的，耕地18亿亩的红线，将会严格守住，也应该守得住。”反对坚守耕地红线者则强调：耕地只是生产要素的其中之一，还得有人愿意干才行。现在最关键的问题是种粮食不赚钱，农民不愿意种地，保障“18亿耕地红线”又有何用?

反对者的质疑是现实的，从数字上保障耕地红线有何意义?如今近3亿农民变成了“流动+留守”人员，“耕地红线”显然已被从下而上突破，“严守”早已名存实亡。

2. 被贬值的城镇化

今年3月25日，联合国发布的一份报告指出，中国是世界上城市化速度最快的国家。《中国城市发展报告》2009年卷进一步指出，中国已进入城镇化加速时期，预计到2020年，将有50%的人口居住在城市，2050年则有75%的人口居住在城市。

中国的城市(镇)化，其预期是在立足“三农”的基础上扩大城市规模，改善中国农村的发展水平和农民的生活品质，但其并不仅仅意味着丰功伟绩，我们更应该深深思索其背后的血色问题。因为制度、执行和一些现实问题，广大“被城市(镇)化”农民深受其害，相当部分“流动人员”正是由城镇化而来，城镇化事实上已构成对农民的第二次掠夺。

另一方面，在城镇化鞭长莫及的角落，更多“流动+留守人员”，固守着农村的贫穷。“386199”部队战斗力的低下，注定了其所“占据”的广大农村不仅难以“与时俱进”，甚至只能勉强维系生存。此情此景，足以令城镇化黯然无光。

3. 留守的未来“经济结构调整”

7月15日，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盛来运指出：加大结构调整，加快发展方式转变，是中国经济长期发展必须坚持的战略。当前，利用市场的倒逼机制，加大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要实现三个目标：一是由投资和出口拉动向消费、投资、出口协同拉动转变;二是由工业带动向一产、二产、三产协调拉动转变;三是由过度依靠资源消耗向依靠技术、管理、创新方面转变。

4. 被“抢空”的强农惠农政策

2004年～2009年，中央已连续出台6个指导“三农”工作的一号文件。强农惠农政策密度之大、力度之大、突破之大，前所未有。在这样的深切关怀之下，“流动+留守”人员问题却越演越烈，难以索解。

近期曝光的一个案例似乎透出了冰山一角。今年年初，义乌市委组织部接举报称：一些公务员为“当农民”，把户口迁到农村。原来，他们看中的是农村户口所附带的征地补偿费、集体经营分红等利益。在公务员“争当农民”的背后，是巨大的利益驱动，可最终损害的却是农民的利益。

与民争利不仅是农民贫困之源，也是强农惠农政策难以落实的巨大阻碍――就算中央的政策落地，在强势抢夺之后，惠及农民还剩几何?这样的现实决定农民脱贫难以乐观，“流动+留守”群体的困境依然无解。

未来或已“流走”早在2008年，全国妇联统计全国留守儿童约4800万，今年，农大的统计显示数字已降到2000万。除去误差，下降的趋势不容置疑。这显然不是“计划生育”的伟业，而是因为这两年来更多的留守儿童加入到了流动大军。

农业丰则基础强，农民富则国家盛，农村稳则社会安。反之亦然。

如今流动人员在为生存打拼，留守人员则守望着贫穷，这种现实构成了“反之”的危险前提，但也明确指出了中国走向国泰民安的出发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