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管理者与职工之间的贫富分化。1996年国有单位经营人员收入15519元、集体16248元、其他51129元，而其相应的职工收入为6280、4302、8261元，两者相差分别为2.5倍、3.8倍、6.2倍。

农村居民之间的贫富分化。受产业结构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农村居民贫富分化有两种情况，首先是不同从业群体之间的贫富分化：从事种植业的农民与乡镇企业职工相比，收入差距为1～2倍;与从事商业、服务业的人员相比，收入差距2～5倍。其次是不同区域之间的贫富分化：1980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为191.3元，东、中、西部地区农民纯收入之比为1.39∶1.11∶1。1991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为708.5元，东、中、西部地区之比为1.71∶1.26∶1。1993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为921.6，其中东部地区人均纯收入为1396.3元、中部地区为816.3元、西部地区为682.3元，东、中、西部之比为2.05∶1.20∶1。1995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增至1578元，东、中、西部地区之比为2.30∶1.30∶1。其中江苏省锡山市农民人均纯收入4290元，而贵州省毕节地区486元，云南省思茅地区为426元，其间差距超过10倍。

雇主与雇工之间的贫富分化。雇开规模在10～30人，雇主与雇工的收入差距在15～40倍;31～50人的差距在40～70倍;51～100人的差距约65～130倍。据浙江省温州市的一项调查，在一般的私营企业中，企业主的年收入为一般职工的21倍;在具有百万资产以上的私企业中，企业主的年收入为一般职工的79倍。据调查，私有企业主拥有生产资料的增值速度惊人，全国11个省26个村有企业的增值速度为年55.6%。全国颇具有声望的49家资产在100万元以上的私有企业，在投资经营的5年多里，资产总额增长19.4倍，平均每年增值76.4%。这一极高的增值速度是1949年前民族资本所难以比拟的。上述贫富分化现象，作为我国社会转型期的产物，业已引起全社会的广泛关注。从不合理性方面而言，主要是贫富分化中存在着致富手段、致富领域、致富程度的不合理性，由此导致社会分配秩序的混乱，出现了严重的分配不公。

4.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人民的收入和生活水平都有了显著提高，但人们的满意度却没有同生活水平的提高成正比。出现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近年来贫富差距有所拉大。主要表现在：

一是个人差距拉大。据测算，中国目前亿万富翁1000人，百万富翁300万人。与此同时，我国还有近5000万人没有解决温饱。统计数字显示，我国最贫困的20%的家庭令占社会全部家庭收入的4.27%，而富有的20%的家庭则占有全部收入50.24%，这方面的差距甚至超过了居西方国家贫富差距之首的美国。

二是城乡差距拉大。由于多种原因，近几年农民收入增长出现了减缓的趋势，有些地方增产不增收，使改革开放以来本已缩小的城乡经济差距又有所扩大。

三是行业差距拉大。近年来，金融、保险、外贸、邮电、交通、电力、烟草等行业的收入明显高于平均水平，而文化、教育、科研、采掘、勘探、纺织等行业收入明显偏低。从工资统计上看，差距在1倍到3倍之间。若考虑垄断行业职工享受的奖金、劳务费等名目繁多的工资外收入和住房等非货币收入，那么不同行业间的收入差距就更加明显。

四是地区差距拉大。目前，我国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的居民收入差距已接近或超过4：1。东南沿海地区与贵州、甘肃省等省份的差距更超过7倍以上。巨大的收入差距成为近年来“孔雀东南飞”的重要原因。

5. 中国学者指出，在社会财富的分配上，中国自古以来有“不患贫，而患不均”的说法。用今天的眼光看这句话，当然不一定准确。但若将其理解为不赞成贫富差距越拉越大，应加以控制、调节，保持社会安定，则是民心所向。

6. 中国居民收入存在差距，有多方面的原因。一种是地域因素形成的，比如，由于经济发展水平不同，中国东部地区人们的收入向来高于西部、中部地区;城镇居民的收入历来高于农村居民。

7. 据统计，到1999年，中央政府累计安排的扶贫资金共1378亿元。仅1999年的扶贫资金就达到248亿元，比80年代增长了30倍。失业、下岗、早年退休、无人赡养者是城镇贫困人口的主流，政府对会保障制度的建立与完善十分关注。去年全国共有281万城市居民领取了最低生活保障全，累计金额196900万元，涉及全国677个城市和1638个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