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矿工维权难。尽管《煤炭法》第42条和《矿山安全法》第23条都规定了矿山企业工会应当依法维护职工生产安全的合法权益，组织职工对矿山安全工作进行监督。但本该代表工人利益的工会，在矿工面临死亡威胁时缺位了。另外由于矿山劳动力的供过于求、工作机会的稀缺，很多人最担心下岗，煤矿侵犯矿工权益的事情时有发生。据知情人士透露，陈家山煤矿矿工的待遇每况日下，有时一些劳动保护用品都得矿工自己购置。面临“停职停工”的威胁，无处主张权利且生活无着的他们，明知下井工作有生命危险，也只好妥协。

(四)伤亡赔偿标准过低。安全生产的技术设备非常昂贵，当矿工死亡补偿过低时，矿主就会受经济规律驱使，在安全上偷工减料。煤矿开采的暴利和矿工生命的廉价，使一些矿主视矿工的人命如草芥。

(五)经济粗放型增长导致能源需求的高速增长。当煤炭生产的利润空间加大，超负荷生产成为顺利完成财政指标、刷新GDP的首选。一些矿产地企业和地方政府置安全和生态保护于不顾，超限开采、超负荷运转;一些小煤矿则把矿工当作赚钱机器，有些已取缔的小煤矿也死灰复燃。可以说，矿难频发是高能耗、粗放式经济发展模式的市场反应。

(六)监管机制有缺陷。教训证明，本应是煤矿安全监管者的县乡两级地方政府，往往会成为煤矿直接或间接的经营者。作为一些地方的主要产业，违法违规经营的煤矿能解决就业问题，也是主要税源，一旦取缔，会使当地政府发生财政困难。直接的利益驱动使裁判员成了运动员、监管者成了保护者。

三、解决方针

全面加强煤矿安全生产工作的五项措施：

(一)落实煤矿安全生产责任制

(二)改善煤矿安全生产条件

(三)提高煤矿安全生产水平

(四)健全安全管理体制和机制

(五)形成重视煤矿安全生产的氛围

总而言之，解决矿难治理的决策模式和治理结构两大根本问题。

所谓决策模式，即要摆脱那些无效或低效的行政单方面决策，让民意有效参与，制订出能够瞄准问题核心，而不是只做表面工夫的矿难治理措施;

所谓治理结构，也就是在加强政府监管之外，煤矿安全治理应形成两大制衡机制，一是通过广泛建立矿工工会，让矿工能够有组织地监督企业落实各项规章措施，维护自身的安全保障，二是通过公众、媒体、NGO等的深度介入，形成一个约束资本与权力的外部力量。

鉴于目前煤炭行业安全生产形势严峻，特别是一些国有大矿接连发生问题，理顺煤炭行业管理体制，健全管理机构、强化管理职能已显得十分迫切。同时，国家应增加了企业提取安全生产费用、安全风险抵押金制度、提高伤亡赔偿标准，通过这三项经济政策，配合法律法规和行政监督来加强高危企业的安全生产管理。

如此，矿难才会有根治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