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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围绕拆迁的纠纷就像初夏的草，越铲越多。如果把基建项目比喻成庄稼，现在一眼望去，已很难分清是草多还是庄稼多。

国土资源部日前下发紧急通知，要求各地严格规范征地拆迁管理。这不是中央部委第一次要求防范查处强征强拆行为，恐怕也很难是最后一次。中国该换一种方式对待这些纠纷了，那就是压低基建规模，把经济发展从对基建的过度依赖中真正拔出来。现在说“应当”这个词太轻了，其实它已经是中国社会现实的“强迫性”要求，越早看清这一点的地方政府，就会越主动些。

过去30年中国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给中国现代化打下一定的底子。国家交通的主干线已经成网，连很多县级市都有了很宽的公路。机场建了很多，民生必需的公园、广场也都建了起来，应当说，城市化对用地的第一波需求大体过去了。

但中国的市场经济是粗放型的，持续不断的高强度财政投入，催生了全世界效率最高的基础建设，也带来了过度、重复建设的浪费问题。比如很多小城市的广场建得过大，即使在北京，一些郊县也有不少废弃的房屋，有的建成仅十几年。一个村庄、一条街道常见挖了填、填了挖的情况。在行政市里，一个功能区半生不熟，接着又开新的功能区，这样的现象同样常见。究其原因，首先是中国人发展经济的思路太简单。

从最基层看，十多二十年前有人发明了“农家院经济”，于是乎，城镇郊区农家院比蘑菇长得还快，一家搞，家家都搞。一个村子搞，村村都搞。结果是农家院比客人还多，形成大量农村基建的浪费。放到城市里，“文化街”、“旅游街”、“开发区”大量出现，建设它们的想法和搞农家院其实差不多，但结果往往是街多、店多，有效消费少。

如果你10年没去一个古庙，再去时，很可能发现古庙被一大片仿古的旅游设施包围，但由于客人不够多，这些设施里最后干什么的都有，有的就是卖白菜豆腐。

我们想说的是，今天的征地纠纷，很多都不是因为修公路、建高铁引起的，它们中有相当一部分都是各城镇建“农家院”导致的。一些地方官员上任后，对发展经济缺乏创新精神，又很想在自己的任上“留下点什么”，于是大兴土木，或支持一些人搞“商业开发”。

一哄而上的征地迅速推高了公众对征地补偿金的期望值，很多要求开始脱离实际，但在舆论上它们是正当的，没有一种力量有权威让人们放弃过高的要求，有时连法院的判决也不管用，社会的所有调解功能都已失效。

现在，必须让拆迁规模降下来，各地要在原有基础设施的基础上缓冲一段时间，营造经济的深度。这样做比铺摊子要难得多，需要各地根据自己的实际闯新路子。中国以往的经济，总体看是“钢筋水泥经济”，像树干和枝杈，现在要做的是让它变得花繁叶茂。

拆迁规模一旦降下来，当前拆迁纠纷的紧张形势就会有大的缓解，中国社会当前的一个死扣就有望解开。必须指出，中国这些年的基础设施建设成就很大，但各城市大刀阔斧做“大手笔”的时代过去了，我们没必要留恋过去，它的容易程度本来就未必是正常的。

我们过去“拆出来”一个新中国，未来更新的中国却不能光靠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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