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生的选择：不得不考虑的治疗结局

“一定程度过度”，“不恰当使用”，相对含蓄的词语，却依然听来让人心惊。那么，谁是始作俑者?记者在多地采访发现：

一是出于技术和风险的考量。相比于开胸搭桥手术来说，风险更小、更“微创”的支架，在一些中部地区和基层医院，更受医生和患者的青睐。

安徽省立医院心内科是安徽省每年做心脏支架病例数最多的医院 ，每年大约做1700例手术，该医院做支架和做搭桥的比例大约是10：1左右。

已有30多年心内科诊疗经验的科主任严激表示：“很多人都害怕开刀，尤其在跳动的心脏附近做手术。而就医生来说，也怕出现死亡病例，一是自己心理上有极大的阴影，二是也极易引发医疗纠纷。目前基层的实际情况是，心脏搭桥手术的死亡率依然很高，这项技术比较成熟的依然是北京阜外、安贞、以及上海广东的大医院。安徽省市一级医院能够开展这项手术的寥寥无几。我们这里的水平还远远达不到能让大多数冠心病病人安全开胸，所以现在一般都是比较年轻的、本来身体素质较好的才做搭桥。 而心脏支架的技术难度就要小得多。目前安徽省已有约50家市级医院可以开展心脏支架手术，只要是有相关设备 ，再对医生进行培训，取得相关资质， 这项手术的效果和安全性都有目共睹。”

据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院心血管外科主任钟志敏介绍， 支架手术具有效果好、创伤小、恢复快、可重复等优点，但支架并非适合所有冠心病患者。对于一些患者，搭桥比介入要好。但是基层很多医生说放支架“无创”， 把放支架的指征放得很宽，还为病人放入5-6个支架，甚至有媒体报道放入十余个支架，这的确有点多了。“我们也是建议支架能不放就不放 ，毕竟现在搭桥手术也比较安全，也向微创在发展了。超过3个支架，我们都考虑搭桥。”

二是其他因素。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心血管病医院医学博士、心外科副教授孙宏涛说，在种种复杂因素的驱动下，国内冠脉支架的置入有“扩大化”趋势。

胡大一说，目前有的地方冠状动脉CT做得过泛。没有临床症状，做完CT检查以后发现并不是很严重的病变，这些人中有的也进行了支架治疗。“有的医生在给患者解释病情时可能带有主观色彩。比如医生对患者说，你这个病，也能支架也能搭桥，但是支架是不开胸的，搭桥需要开胸动手术，让患者或家属看着办。这种解释，有时容易误导患者。”

共同的课题：如何遏止扩大化的使用

专家认为，减少不必要的心脏支架使用，除了提高医生的临床技术水平之外，还需要建立相应的规范，并严格执行。

首先是医生自律。胡大一认为，为规范心脏支架合理使用，医生要加强自律。医学的最崇高目的是促进健康、预防疾病。过度医疗，过度使用支架，受伤害的不仅仅是患者 ，受伤害的还包括医生 .医生对患者过度医疗，最终使医生丢失患者对他的信任，丢失职业的尊严。

第二是严格按照临床路径进行规范，避免不必要的支架使用。钟志敏认为，应该严格按照原卫生部制定的临床路径进行规范，严格根据指征选择手术方式，可以避免大部分的支架滥用。“搭桥和介入两种手术没有优劣之分，需要根据适应症来选择。”

三是医保控费。新加坡医保部门规定，需要放支架的病人，每人最多只能报销3个，如果超过了，不仅医保部门不给报销，并且医生还要向专门委员会陈述理由。胡大一等专家认为，我国虽然也有“需置入支架超过3个的要和外科医生会诊同意后方可实施”的类似规定，但缺乏必要的监控机制。“应该建立起合理的拒付和惩罚机制。比如给不该装支架的病人装了，该搭桥的装了支架，该用便宜裸支架的用了贵的载药支架，这些都应该考虑拒付，甚至有惩罚等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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