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吉林省公考申论真题给定材料(甲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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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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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定材料

材料1:

《珠三角的绿道网》

30年前的广东,追求的是速度。那时候的广东人喊出了“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口号。这口号曾经像灯塔一样,照亮了人们对于财富的渴慕、对于未来的期许以及对新生活的展望。速度,改变了广东,也改变了中国。

这一次,广东人希望慢下来,他们要幸福。让幸福跟得上脚步,成为广东的新选择。

让广东慢下来的是一条路,以及无数条相同的路。他们把这条路叫做“绿道”,无数条绿道形成的路网,就叫做了“绿道网”。他们指望绿道网的出现,可以使广东从失衡回到均衡,从失调回到协调,可以在经济高度发达时摆脱环境恶化、资源枯竭、能源扼颈的“幽灵”,对30年不曾暂停的双脚进行慢慢的调养。

去年11月,温家宝总理视察珠三角省立绿道1号线珠海段时,称赞建设珠三角绿道网“这件事情办得好”。省委书记汪洋则感慨:“从来没有哪个工程像绿道网这样受到老百姓的热捧。”“绿道网是加快广东转型升级与建设幸福广东的结合点”,分管珠三角绿道网的广东省副省长林木声说:“走上绿道,你就能体会到那种幸福的味道。”

绿道网,由绿色的道路组成的网络。权威的释义是:一种线性绿色开敞空间,通常沿着河滨、溪谷、山脊、风景道路、铁路、沟渠等自然和人工廊道建设,内设可供游人和骑车者进入的景观线路,连接主要的公园、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历史古迹和城乡居民居住区。

2010年,广东省完成了珠三角9个城市的绿道网络,全长2372公里,将珠三角连成了一张大网。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在建设“网络”时,各市都经历了两个阶段。

首先,盘点自己的自然资源,如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历史古迹和世界遗址之类,过去都散落在城市乡村的各个角落。由于绿道网,很多被人们熟视或忽视的这些自然、人文景观,又重被重视起来。

其次,串联。东莞绿道连通线上,串联了沿线旅游景点及兴趣点200多个。这些点都有一个共同的专业名称即生态节点。在这些生态节点上,一般会建有一些必不可少的设施,如厕所、休息驿站,或者小卖部等。每个驿站会配备数百辆自行车出租给游客。

记者走访东莞市松山湖绿道时,看到驿站附近,很多年轻人骑着单车飞驰而过;路旁有一个小花园,很多人走进花园,在花丛中观赏、拍照。东莞市民老吴告诉本刊记者:“东莞越来越漂亮了。到周末,我们一家就会开着车到松山湖绿道,把自行车架在车上,到了目的地就下来骑车,一家人玩得非常开心。”

2009年8月,广东省住建厅联合省委政研室向省委、省政府提交了《关于借鉴国外经验,率先建设珠三角绿道网的建议》,提出了绿道网建设的5年规划。

2010年1月,广东省委十届六次全会将珠三角绿道网的建设目标定为“一年基本建成,两年全部到位,三年成熟完善”。在会上,省委书记汪洋专门就绿道网建设进行了总动员。明确指出,广东省将绿道分成两个层级:一是省立绿道,二是市立绿道。前者为连接城市与城市之间的绿道,后者为城市内部的绿道。去年,广东6条省立绿道全部开通,今年主要进行市立绿道建设,即城市内部绿道建设。明年主要进行后续功能开发。

进展如此迅速,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是:珠三角绿道网建设,需要多少资金?由谁来解决?

副省长林木声算了一笔账,珠三角建设2000多公里绿道,共花了30个亿,平均每公里绿道花费约为150万元。“这笔钱摊到珠三角9个市并不多。”他表示,省政府一文不出,由各市自行解决。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各市在解决这个问题时,办法也各不相同。深圳是由市政府全部出资;广州恰恰相反,由区县自行解决,市政府并不出资;而东莞市则是市镇各一半。

在绿道网建设上,各地政府欢迎社会资金介入,而社会资金也踊跃参与。记者了解到,某城市绿道上的驿站建设就是由一家公司自愿出资兴建的,换得的是驿站的经营权。而记者在广州驿站中看到的3G便民信息服务点的电脑,也是由中国移动公司无偿提供的。

相比资金,更为现实的问题是:2000多公里的绿道网,要占地多少?怎么征地?

“绿道本身是生态工程,切忌用反生态的手段来建设。”林木声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广东省确定了建设绿道的三条原则:

首先,要因地制宜。利用原有的便道系统,按照技术指引来建设,足矣。

其次,少大开大挖,避开需要征地的地方。绿道的最大好处就是千姿百态,不要整齐划一。需要弯就弯,需要直就直。

再次,少搞永久性的建筑物和构筑物。因为永久就意味着钢筋混凝土结构,绿道不需要这些,需要的是生态型的花草绿地。

广东省住建厅副厅长蔡瀛表示,绿道路径很多在水边、田边、山边,这些在城市规划中,原本都是“边角料”,而绿道网建设正是利用了这些不起眼的“边角料”汇成了大网络。

不过也有例外。东莞绿道办副主任张常路告诉记者,“因为绿道有规定的绿化控制带,除了慢行道本身的5米外,还有两边的绿化隔离道,最短都市型也需要两边各留10米,这样,占地达到25米。对于寸土寸金的东莞来说,用地就非常困难。”“如果是从一个市的层面来推动,会遇到很多部门阻力,包括各自部门对用地的理解与安排,比如农业局以后可能要划农保地;水利局说要划水源保护区;国土部门会让你办两证一书等等。现在广东省统一规定绿道建设用地属生态用地,绿道游径按照‘机耕路’处理便解决问题了。”

记者了解到,近期,浙江省某个城市要做绿道到东莞取经时,张常路提醒道,“如果没有省里的统一规划,仅仅土地这一块在市这个层面,就会遇到一定的阻力。”绿道的市与市连通问题,也依靠“统一规划”来解决。

在各地政府看来,“省里重视”,最直接的体现是省委书记汪洋的督促。据记者了解,汪洋经常会问各市领导:“你们那绿道网建得怎么样?我什么时候要到你们那看看绿道。”

他曾有这样的表态:“你们需要我们说什么,我们就说什么。但你们不能光说不做,不仅要做,而且一定要做好。”

有时,某个市领导就会接到汪洋这样一个电话,“今天我到你们那去了。你们那有什么什么地方需要改进一下。”在接受本刊采访时,也有某市绿道办负责人吐露:“我们压力大,说不定什么时候,汪书记就微服私访来考察呢!”

材料2:

《最具幸福感城市》

2007年迄今,由《瞭望东方周刊》与中国市长协会《中国城市发展报告》工作委员会发起并主办的“中国(大陆)最具幸福感城市”调查推选活动已举办四年。今年,首现一线城市身影,广州首次入选,重庆首次入选。

调查报告指出:从数据分析中我们可以得知,基本在所有的指标上,上海、北京只有数次出现在前10的榜单上,而在二、三线城市中,生活节奏慢、工作压力较小、环境较好的城市往往在各种指标上都表现优异。一线城市拥有的垄断性优势,比如,医疗的便利程度和质量、教育资源丰富、赚钱机会多等,并未在幸福感中体现。

从2009年起,最具幸福感城市推选,首次将县级市纳入调查的范围。在最具幸福感的10个上榜城市中,几乎被江苏、山东等省份的经济强县所垄断。它们也不是散列的小城镇,“以大带小”十分普遍,无锡携麾下江阴、宜兴一起荣登“幸福榜”,重庆领铜梁“唱红打黑”,长沙市与长沙县手牵手。

摊开中国地图,幸福城市主要是沿长江一线布局,而后又在江浙一带上拐,形成一道“幸福之拐”,然而,“拐形”结构是不稳定的,如果横三纵四多画出几条边,中国的疆域图会更有稳定感。况且,幸福线向中西部腹地的延伸,主要还是靠成都、长沙、重庆等大城市,作为拥有最多县域经济的广袤腹地,小城之“小”并不是幸福的理由。

值得一提的是,奥运、世博、亚运等超大型国际活动确实对幸福感有助推作用。在生活总体幸福度排名一项,入户调查结果显示,刚刚举办世博会的上海的排名和2009年相比有很大上升,可见世博期间上海市政府推出一系列改善基础设施、美化环境等措施对于提高市民的幸福度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有燥热无温情的大城市,普遍在人情味一项失分,人情味最浓的城市是通化、成都和杭州,上榜的城市大都生活节奏较慢。在生活节奏快的城市中,人们生活压力较大,大部分时间用来谋求生计,缺乏人与人的沟通。广州、重庆两座入选的大城市,在颁奖礼上的亮点恰恰是人情味。由市民为市长颁奖是颁奖礼的一大特色,重庆的颁奖者和领奖者进行了热烈的拥抱,是全场唯一的拥抱;广州的颁奖者则身穿亚运会志愿者服,始终竖着大拇指,始终嘴角微笑。

1个幸福因子+1个幸福因子+1个幸福因子……≠总体幸福。大而全的城市不一定是幸福的城市。

“羊煤土气”使得鄂尔多斯这座西部三线城市扬眉吐气。人均GDP超过上海和北京,接近15000美元,一跃成为中国大陆最富有的城市。鄂尔多斯下一个雄心勃勃的目标是:要在5年内人均GDP赶超香港,成为亚洲最富有的城市。这个富得只剩钱的城市,在入选的60座地级及以上城市中居第55位。但在20项具体幸福度调查中,无一项进入前20强。

调查报告指出:“国家追求经济发展,企业追求经济回报,个人追求经济地位,但是经济就真的是一切的终极目的吗?历次调查结果都显示,经济发展很大程度上有助于增加幸福感,可人们的幸福感又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非财富因素。”

国外数十年的研究表明,当一个国家中大部分人尚未解决温饱问题时,发展经济能显著提高国民幸福度;但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经济与幸福的关系会减弱,并且在一些经济发展带来较大变革的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增长反而带来幸福水平的下降。

对成都最有名的评述,当属一句“成都,一座来了就不想走的城市”。在这里,你会发现每个人的心态都很悠闲,整体氛围非常轻松,泡茶馆、打麻将、吃火锅……成都人的闲适生活让外地人羡慕不已。据不完全统计,成都有大小茶馆3000余家,每天有超过12万人次进出茶馆。杭州也多茶馆,主要集中在西子湖沿岸,喝茶、听戏,更追求“雅”;而成都的茶馆散布于大街小巷,甚至连小区家属院也茶馆林立,且比起杭州更为随意。

会见朋友在茶馆,谈恋爱在茶馆,诗人们在茶馆里琢磨诗,生意人在茶馆里签合同。茶是要慢慢喝的,一个有着茶馆文化的城市自有它疏朗缓慢的节奏。曾经有人批判成都人不思进取,可成都人认为自己的悠闲生活并非“不思进取”,而是“知足常乐”。在休闲的生活中体验幸福的同时,成都人并没有忘记发展。成都的美食,成都的休闲,成都人的热情和包容都让生活在这里的人幸福感与日俱增。

学者吴祚来说:现在,城市的意义完全不同了,满足市民生活需求才是第一位的,生活的便捷、宜居、使市民充满幸福感,是城市最高的追求。

材料3:

《消失的城市记忆》

百年老街凤鸣街近代建筑群已被列入大连市历史文化遗产名录,但也遭受到锤斧之痛。据《人民日报》今年1月4日报道,凤鸣街是大连仅存的一条近百年的完整老街,长约1200米。街两侧原有100余栋建于上世纪20、30、40年代的“和风欧式”建筑,小楼造型别致,极少重复,并都配有独立的院落,具有极高的观赏、研究和史料价值。可是,自去年11月始,近一半的建筑已被拆除。虽然保留了中国“奥运第一人”刘长春和郭沫若夫人郭安娜的故居,但老街的完整性和原真性却被破坏了。

辽金元时期的护心屯遗址,2009年因城市改扩建,农村变社区而消失;新石器时代的北岗子遗址,因修京沈高速公路而绝迹;青铜时代的大林头贝丘遗址,1998年因建设高尔夫球场而被毁;明代的庙沟庙址,1987年因建养猪场而遭破坏;清光绪二十四年的蚂蜂庙址,改成了村委会办公室,庙里的铁钟被当废铁卖掉……

记者翻看着《全省三普消失不可移动文物汇总名录》,仿佛在翻阅着一本历史文化遗迹的墓志铭。在“总名录”登记表里,专门有一栏记载文物消失的原因。记者发现,消失的1000多处不可移动文物中,80%以上因城市建设、土地开发、生产生活等人为因素而消失。

除了生产、建设、开发,一些不法分子的黑手也屡屡伸向文物古迹。辛占山痛心地说,近些年来,破坏古墓葬的现象非常严重,几乎每年都有发生。2009年,仅辽宁朝阳县一年就破获盗墓案件30余起,抓捕犯罪嫌疑人40多人。被盗的多是具有重要历史价值的辽代贵族墓葬,收缴的100余件文物中,珍贵文物就占70多件。

去年全国“两会”上,民革辽宁省丹东市委副主委陈德委员呼吁,打捞致远舰,建立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然而一直没人响应。“我们对它还只能是尽可能地保护。古沉船等水下文物保护的责任主体是政府文化部门,但文化部门不具备执法权,也没有专项经费,实施有效保护确实力不从心。”庄河市文体局局长梁静波说,我们迫切希望在公安、渔监、文物保护部门间建立联动机制,尽最大可能保护好这些水下文物。

4月23日是戊戌变法领袖人物之一梁启超的诞辰日。东直门内南小街北沟沿胡同23号是梁启超当年在京的居住之所。记者昨天探访发现,各种自建房屋已将故居切割成大杂院,只有门口的东城区文保单位标牌表明该院落有着特殊身份。据院内居民介绍,新中国成立后,这里成为某单位宿舍,院里的很多小房子都是大家自建的。起初后花园里有两座假山,其中一座已经被铲平,山石全被当做了地基,另外一座土山周围也密密地盖了房子。

据资料记载,梁启超故居为他在京住所,属于民国时期建筑。这所年岁不大的宅院,见证了梁启超先生两次重大变动。

记者在院内发现,和很多胡同里的大杂院一样,私搭乱建和随意堆码的生活用品具有很大的火灾隐患,而狭窄的通道肯定不利于施救。虽然故居门口贴着“文保单位60米内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标语,但显然不能解决院内的隐患。

胡同内不少居民表示,希望故居内的私搭乱建能够得到治理,恢复昔日的容貌。

市文物局办公室相关工作人员表示,目前尚未了解到有关梁启超故居的修缮复原计划。由于缺乏资金,对于名人故居的改造,不可能一步到位。拆除乱搭乱建的屋舍,逐渐将大杂院恢复故居的旧貌,也要采取循序渐进的疏散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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