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吉林省公考申论真题给定材料”由威廉希尔app 发布，欢迎阅读~

给定材料

材料1：

《珠三角的绿道网》

30年前的广东，追求的是速度。那时候的广东人喊出了“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口号。这口号曾经像灯塔一样，照亮了人们对于财富的渴慕、对于未来的期许以及对新生活的展望。速度，改变了广东，也改变了中国。

这一次，广东人希望慢下来，他们要幸福。让幸福跟得上脚步，成为广东的新选择。

让广东慢下来的是一条路，以及无数条相同的路。他们把这条路叫做“绿道”，无数条绿道形成的路网，就叫做了“绿道网”。他们指望绿道网的出现，可以使广东从失衡回到均衡，从失调回到协调，可以在经济高度发达时摆脱环境恶化、资源枯竭、能源扼颈的“幽灵”，对30年不曾暂停的双脚进行慢慢的调养。

去年11月，温家宝总理视察珠三角省立绿道1号线珠海段时，称赞建设珠三角绿道网“这件事情办得好”。省委书记汪洋则感慨：“从来没有哪个工程像绿道网这样受到老百姓的热捧。”“绿道网是加快广东转型升级与建设幸福广东的结合点”，分管珠三角绿道网的广东省副省长林木声说：“走上绿道，你就能体会到那种幸福的味道。”

绿道网，由绿色的道路组成的网络。权威的释义是：一种线性绿色开敞空间，通常沿着河滨、溪谷、山脊、风景道路、铁路、沟渠等自然和人工廊道建设，内设可供游人和骑车者进入的景观线路，连接主要的公园、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历史古迹和城乡居民居住区。

2010年，广东省完成了珠三角9个城市的绿道网络，全长2372公里，将珠三角连成了一张大网。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在建设“网络”时，各市都经历了两个阶段。

首先，盘点自己的自然资源，如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历史古迹和世界遗址之类，过去都散落在城市乡村的各个角落。由于绿道网，很多被人们熟视或忽视的这些自然、人文景观，又重被重视起来。

其次，串联。东莞绿道连通线上，串联了沿线旅游景点及兴趣点200多个。这些点都有一个共同的专业名称即生态节点。在这些生态节点上，一般会建有一些必不可少的设施，如厕所、休息驿站，或者小卖部等。每个驿站会配备数百辆自行车出租给游客。

记者走访东莞市松山湖绿道时，看到驿站附近，很多年轻人骑着单车飞驰而过;路旁有一个小花园，很多人走进花园，在花丛中观赏、拍照。东莞市民老吴告诉本刊记者：“东莞越来越漂亮了。到周末，我们一家就会开着车到松山湖绿道，把自行车架在车上，到了目的地就下来骑车，一家人玩得非常开心。”

2009年8月，广东省住建厅联合省委政研室向省委、省政府提交了《关于借鉴国外经验，率先建设珠三角绿道网的建议》，提出了绿道网建设的5年规划。

2010年1月，广东省委十届六次全会将珠三角绿道网的建设目标定为“一年基本建成，两年全部到位，三年成熟完善”。在会上，省委书记汪洋专门就绿道网建设进行了总动员。明确指出，广东省将绿道分成两个层级：一是省立绿道，二是市立绿道。前者为连接城市与城市之间的绿道，后者为城市内部的绿道。去年，广东6条省立绿道全部开通，今年主要进行市立绿道建设，即城市内部绿道建设。明年主要进行后续功能开发。

进展如此迅速，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是：珠三角绿道网建设，需要多少资金?由谁来解决?

副省长林木声算了一笔账，珠三角建设2000多公里绿道，共花了30个亿，平均每公里绿道花费约为150万元。“这笔钱摊到珠三角9个市并不多。”他表示，省政府一文不出，由各市自行解决。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各市在解决这个问题时，办法也各不相同。深圳是由市政府全部出资;广州恰恰相反，由区县自行解决，市政府并不出资;而东莞市则是市镇各一半。

在绿道网建设上，各地政府欢迎社会资金介入，而社会资金也踊跃参与。记者了解到，某城市绿道上的驿站建设就是由一家公司自愿出资兴建的，换得的是驿站的经营权。而记者在广州驿站中看到的3G便民信息服务点的电脑，也是由中国移动公司无偿提供的。

相比资金，更为现实的问题是：2000多公里的绿道网，要占地多少?怎么征地?

“绿道本身是生态工程，切忌用反生态的手段来建设。”林木声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广东省确定了建设绿道的三条原则：

首先，要因地制宜。利用原有的便道系统，按照技术指引来建设，足矣。

其次，少大开大挖，避开需要征地的地方。绿道的最大好处就是千姿百态，不要整齐划一。需要弯就弯，需要直就直。

再次，少搞永久性的建筑物和构筑物。因为永久就意味着钢筋混凝土结构，绿道不需要这些，需要的是生态型的花草绿地。

广东省住建厅副厅长蔡瀛表示，绿道路径很多在水边、田边、山边，这些在城市规划中，原本都是“边角料”，而绿道网建设正是利用了这些不起眼的“边角料”汇成了大网络。

不过也有例外。东莞绿道办副主任张常路告诉记者，“因为绿道有规定的绿化控制带，除了慢行道本身的5米外，还有两边的绿化隔离道，最短都市型也需要两边各留10米，这样，占地达到25米。对于寸土寸金的东莞来说，用地就非常困难。”“如果是从一个市的层面来推动，会遇到很多部门阻力，包括各自部门对用地的理解与安排，比如农业局以后可能要划农保地;水利局说要划水源保护区;国土部门会让你办两证一书等等。现在广东省统一规定绿道建设用地属生态用地，绿道游径按照‘机耕路’处理便解决问题了。”

记者了解到，近期，浙江省某个城市要做绿道到东莞取经时，张常路提醒道，“如果没有省里的统一规划，仅仅土地这一块在市这个层面，就会遇到一定的阻力。”绿道的市与市连通问题，也依靠“统一规划”来解决。

在各地政府看来，“省里重视”，最直接的体现是省委书记汪洋的督促。据记者了解，汪洋经常会问各市领导：“你们那绿道网建得怎么样?我什么时候要到你们那看看绿道。”

他曾有这样的表态：“你们需要我们说什么，我们就说什么。但你们不能光说不做，不仅要做，而且一定要做好。”

有时，某个市领导就会接到汪洋这样一个电话，“今天我到你们那去了。你们那有什么什么地方需要改进一下。”在接受本刊采访时，也有某市绿道办负责人吐露：“我们压力大，说不定什么时候，汪书记就微服私访来考察呢!”

材料2：

《最具幸福感城市》

2007年迄今，由《瞭望东方周刊》与中国市长协会《中国城市发展报告》工作委员会发起并主办的“中国(大陆)最具幸福感城市”调查推选活动已举办四年。今年，首现一线城市身影，广州首次入选，重庆首次入选。

调查报告指出：从数据分析中我们可以得知，基本在所有的指标上，上海、北京只有数次出现在前10的榜单上，而在二、三线城市中，生活节奏慢、工作压力较小、环境较好的城市往往在各种指标上都表现优异。一线城市拥有的垄断性优势，比如，医疗的便利程度和质量、教育资源丰富、赚钱机会多等，并未在幸福感中体现。

从2009年起，最具幸福感城市推选，首次将县级市纳入调查的范围。在最具幸福感的10个上榜城市中，几乎被江苏、山东等省份的经济强县所垄断。它们也不是散列的小城镇，“以大带小”十分普遍，无锡携麾下江阴、宜兴一起荣登“幸福榜”，重庆领铜梁“唱红打黑”，长沙市与长沙县手牵手。

摊开中国地图，幸福城市主要是沿长江一线布局，而后又在江浙一带上拐，形成一道“幸福之拐”，然而，“拐形”结构是不稳定的，如果横三纵四多画出几条边，中国的疆域图会更有稳定感。况且，幸福线向中西部腹地的延伸，主要还是靠成都、长沙、重庆等大城市，作为拥有最多县域经济的广袤腹地，小城之“小”并不是幸福的理由。

值得一提的是，奥运、世博、亚运等超大型国际活动确实对幸福感有助推作用。在生活总体幸福度排名一项，入户调查结果显示，刚刚举办世博会的上海的排名和2009年相比有很大上升，可见世博期间上海市政府推出一系列改善基础设施、美化环境等措施对于提高市民的幸福度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有燥热无温情的大城市，普遍在人情味一项失分，人情味最浓的城市是通化、成都和杭州，上榜的城市大都生活节奏较慢。在生活节奏快的城市中，人们生活压力较大，大部分时间用来谋求生计，缺乏人与人的沟通。广州、重庆两座入选的大城市，在颁奖礼上的亮点恰恰是人情味。由市民为市长颁奖是颁奖礼的一大特色，重庆的颁奖者和领奖者进行了热烈的拥抱，是全场唯一的拥抱;广州的颁奖者则身穿亚运会志愿者服，始终竖着大拇指，始终嘴角微笑。

1个幸福因子+1个幸福因子+1个幸福因子……≠总体幸福。大而全的城市不一定是幸福的城市。

“羊煤土气”使得鄂尔多斯这座西部三线城市扬眉吐气。人均GDP超过上海和北京，接近15000美元，一跃成为中国大陆最富有的城市。鄂尔多斯下一个雄心勃勃的目标是：要在5年内人均GDP赶超香港，成为亚洲最富有的城市。这个富得只剩钱的城市，在入选的60座地级及以上城市中居第55位。但在20项具体幸福度调查中，无一项进入前20强。

调查报告指出：“国家追求经济发展，企业追求经济回报，个人追求经济地位，但是经济就真的是一切的终极目的吗?历次调查结果都显示，经济发展很大程度上有助于增加幸福感，可人们的幸福感又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非财富因素。”

国外数十年的研究表明，当一个国家中大部分人尚未解决温饱问题时，发展经济能显著提高国民幸福度;但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经济与幸福的关系会减弱，并且在一些经济发展带来较大变革的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增长反而带来幸福水平的下降。

对成都最有名的评述，当属一句“成都，一座来了就不想走的城市”。在这里，你会发现每个人的心态都很悠闲，整体氛围非常轻松，泡茶馆、打麻将、吃火锅……成都人的闲适生活让外地人羡慕不已。据不完全统计，成都有大小茶馆3000余家，每天有超过12万人次进出茶馆。杭州也多茶馆，主要集中在西子湖沿岸，喝茶、听戏，更追求“雅”;而成都的茶馆散布于大街小巷，甚至连小区家属院也茶馆林立，且比起杭州更为随意。

会见朋友在茶馆，谈恋爱在茶馆，诗人们在茶馆里琢磨诗，生意人在茶馆里签合同。茶是要慢慢喝的，一个有着茶馆文化的城市自有它疏朗缓慢的节奏。曾经有人批判成都人不思进取，可成都人认为自己的悠闲生活并非“不思进取”，而是“知足常乐”。在休闲的生活中体验幸福的同时，成都人并没有忘记发展。成都的美食，成都的休闲，成都人的热情和包容都让生活在这里的人幸福感与日俱增。

学者吴祚来说：现在，城市的意义完全不同了，满足市民生活需求才是第一位的，生活的便捷、宜居、使市民充满幸福感，是城市最高的追求。

材料3：

《消失的城市记忆》

百年老街凤鸣街近代建筑群已被列入大连市历史文化遗产名录，但也遭受到锤斧之痛。据《人民日报》今年1月4日报道，凤鸣街是大连仅存的一条近百年的完整老街，长约1200米。街两侧原有100余栋建于上世纪20、30、40年代的“和风欧式”建筑，小楼造型别致，极少重复，并都配有独立的院落，具有极高的观赏、研究和史料价值。可是，自去年11月始，近一半的建筑已被拆除。虽然保留了中国“奥运第一人”刘长春和郭沫若夫人郭安娜的故居，但老街的完整性和原真性却被破坏了。

辽金元时期的护心屯遗址，2009年因城市改扩建，农村变社区而消失;新石器时代的北岗子遗址，因修京沈高速公路而绝迹;青铜时代的大林头贝丘遗址，1998年因建设高尔夫球场而被毁;明代的庙沟庙址，1987年因建养猪场而遭破坏;清光绪二十四年的蚂蜂庙址，改成了村委会办公室，庙里的铁钟被当废铁卖掉……

记者翻看着《全省三普消失不可移动文物汇总名录》，仿佛在翻阅着一本历史文化遗迹的墓志铭。在“总名录”登记表里，专门有一栏记载文物消失的原因。记者发现，消失的1000多处不可移动文物中，80%以上因城市建设、土地开发、生产生活等人为因素而消失。

除了生产、建设、开发，一些不法分子的黑手也屡屡伸向文物古迹。辛占山痛心地说，近些年来，破坏古墓葬的现象非常严重，几乎每年都有发生。2009年，仅辽宁朝阳县一年就破获盗墓案件30余起，抓捕犯罪嫌疑人40多人。被盗的多是具有重要历史价值的辽代贵族墓葬，收缴的100余件文物中，珍贵文物就占70多件。

去年全国“两会”上，民革辽宁省丹东市委副主委陈德委员呼吁，打捞致远舰，建立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然而一直没人响应。“我们对它还只能是尽可能地保护。古沉船等水下文物保护的责任主体是政府文化部门，但文化部门不具备执法权，也没有专项经费，实施有效保护确实力不从心。”庄河市文体局局长梁静波说，我们迫切希望在公安、渔监、文物保护部门间建立联动机制，尽最大可能保护好这些水下文物。

4月23日是戊戌变法领袖人物之一梁启超的诞辰日。东直门内南小街北沟沿胡同23号是梁启超当年在京的居住之所。记者昨天探访发现，各种自建房屋已将故居切割成大杂院，只有门口的东城区文保单位标牌表明该院落有着特殊身份。据院内居民介绍，新中国成立后，这里成为某单位宿舍，院里的很多小房子都是大家自建的。起初后花园里有两座假山，其中一座已经被铲平，山石全被当做了地基，另外一座土山周围也密密地盖了房子。

据资料记载，梁启超故居为他在京住所，属于民国时期建筑。这所年岁不大的宅院，见证了梁启超先生两次重大变动。

记者在院内发现，和很多胡同里的大杂院一样，私搭乱建和随意堆码的生活用品具有很大的火灾隐患，而狭窄的通道肯定不利于施救。虽然故居门口贴着“文保单位60米内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标语，但显然不能解决院内的隐患。

胡同内不少居民表示，希望故居内的私搭乱建能够得到治理，恢复昔日的容貌。

市文物局办公室相关工作人员表示，目前尚未了解到有关梁启超故居的修缮复原计划。由于缺乏资金，对于名人故居的改造，不可能一步到位。拆除乱搭乱建的屋舍，逐渐将大杂院恢复故居的旧貌，也要采取循序渐进的疏散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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