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与过去不同了，集中村民办个事真不容易，有时候还真得求着他们。大到修桥修路，小到清理垃圾，都要给点报酬。”王主任说，去年9月开工的长江引水工程，要求全村每6户一个水表，放置水表的池子要安置在其中一户人家的房子边。结果有两三户不同意安置，村干部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还找来与这几户人家关系好的人做工作，最后才办成。

3.沈某是A市A村农民，过去全家依靠2亩多耕地维持生计。5年前，当地政府引进一家企业，以每亩1万元的价格征走了他家1亩多土地。前年，随着工业园区的扩展，又一家企业进驻村庄，他家剩余的耕地也以每亩1.28万元的价格被全部征走。如今，全家8口人虽然都是农村户口，居住在村庄里，却已身无寸地。

“两三万元的征地款，只够一家人一两年的生活。政府虽然帮助买了保险，但标准很低，男的年满60岁、女的年满55岁才能领取每月100元的养老金。现在物价越来越高，这么低的养老金以后日子怎么过啊!”沈某说这番话时，脸上挂着几分忧郁。失去土地以后，沈某的孩子们外出打工，他夫妻二人只能赋闲在家，守着村中的房屋。“我们说是农民，没地;说是工人，没岗。现在是农不农，工不工。”

中部地区某县有着丰富的矿产资源，当地一家矿山企业每年缴纳的税收多达2亿元，一度占到全县财政收入的四成，企业还为当地解决了数十人就业，不少村民也因矿而富。说起矿产资源开发带来的收益，地方政府领导如数家珍。不过记者在现场采访时看到，运矿的卡车从村里经过时尘土飞扬，沿街两边房屋都积满了黄土，村里的道路也被压得崎岖不平。

由于这一矿山的尾砂坝存在安全隐患，从去年年初开始，当地政府决定对坝下的200多名村民予以移民搬迁，尽管事前地方政府做了细致的工作，但村民对搬迁安置存在不同看法，怨言纷纷。

一些村民说，企业开采矿山赚了个盆满钵满，政府财政收入大幅增长，有的人靠着矿山也发了财，可我们这些村民并没有真正得到实惠。相反，我们的稻田、生活用水被污染了，路被压坏了，最后还闹得要背井离乡，这事搁谁身上心里都不好受啊!

4.近年来，随着我国政府对新农村建设的重视和投入力度的加大，部分地区乡村环境得到较大改善。但是，记者到基层走访时发现，垃圾围路围河、污水随意排放问题在农村许多地区依然普遍存在，农村垃圾治理难题亟待破解。

在农村走访的几天里，记者眼前的乡村美景屡屡被破坏——大量垃圾随意丢弃在田头、路旁、沟渠、河流等地。

在H县Z村，露天垃圾集中填埋场已有10多米高，场地未见任何防护措施，附近到处是飘落的废塑料袋，旁边就是稻田和藕田。填埋场附近的几户朱姓居民告诉记者，夏天时这里恶臭熏天、蚊蝇成灾，即使在冬天也能闻到臭味。

在素有“中国珍珠之乡”的H县，记者发现珍珠养殖对农村环境的破坏，已到了触目惊心的程度。H县W村村民告诉记者，珍珠养殖户受利益驱动，实行高密度养殖，过量投放鸡粪等有机肥，造成水体污染;珍珠养殖水体排出的废水发黑发臭，未经处理直接排入沟港，导致他们无水可饮。

在W村，记者看到多处堆积如小山的珍珠蚌肉、贝壳废弃地，过往行人掩鼻通过，恶臭难闻。据了解，H县所属的C市每年约有6万吨蚌肉、近10万吨贝壳被废弃，成为重要的污染源。

在B村的蛋鸡养殖小区，由于养殖密度过大和鸡粪缺乏销售渠道，小区内污水横流、气臭难闻。在邻乡的生猪养殖小区，部分粪便虽有沼气池处理，但多数粪渣进入了旁边的稻田和水库，日积月累，成了大型的露天化粪池，污染水库。

在P村和T村，记者在村民的带领下，来到一条3米多宽的血色“煤水沟”前。T村村民告诉记者，附近煤矿的洗煤水形成的这条“煤水沟”，已经排污十几年，直通入当地的“生命水源”——沅江。村民们诉苦说，“煤水沟”的污染已使他们失去了灌溉水源，村里的1400多亩田，现在基本都只种植一季稻，还得靠天降水。

环保部于2011年5月底公布的2010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表明，对周边的环境状况，只有不到6成的农村受访者评价为“满意”或“比较满意”。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的一项调查也显示，对农业生产、生活中产生的面源污染以及工业企业带来的各种点源污染，分别有三分之一和近3成受访农民表示不满意。

5.一些地方在村“两委”换届时，存在贿选、宗族势力操纵选举等情况，外加一些地区在任用干部时缺乏必要的考察、考核，使一些知识水平差、政治素质低的人当选，为村干部腐败埋下隐患。腐败村干部大都文化水平不高，但并不妨碍他们敛财有术，一旦案发，则往往能找出自己的“无知”之处。有村干部在忏悔书中写道：“没想到我这个‘农民官’也能职务犯罪。”

受访基层检察官和纪检干部反映，一些地区农村账目混乱、财务管理不规范，会计手续履行不全，票据跨年度入账，资金体外循环，“白条子”“假票据”入账情况严重，村干部公款私存、公私不分，村里收入不入账。如山东发生的一起铁路补偿款案件中，几乎所有的涉案村干部都是“左口袋公款，右口袋发票”。

近年来，随着农村土地在市场化与城镇化进程中价值大增，“村官”手中的“隐性权力”越来越大，而“村官”受到的制约却非常薄弱。记者调查发现，土地征用、土地开发、城中村建设和涉农资金、资源管理等领域成为涉农职务犯罪的重灾区。

2009年11月，D市人民检察院收到N村群众举报，反映村干部与D市某公司原总经理张某等人勾结，以每亩7000元左右的价格“征地”，又以每亩6万多元转手卖给市国土局，从中侵吞巨额征地款，众多村干部从中受贿。调查发现，2008年至2009年间，张某向N村村干部行贿457万元，低价囤积千余亩村集体土地。在这起土地腐败窝案中，25名D市干部、13名村干部参与“分肥”。

这起由“村官”贪污受贿引发的腐败窝案绝非是“村官”腐败的个案。据统计，2008年至2010年某省人民检察院累计查处涉农贪污贿赂案256件，406人落网。

6.近年来，许多发端于乡间的传统手艺愈发彰显其生命力，这些广泛流传于乡间、以前一直被用来养家糊口的手艺，正成为一些地方的富民产业，为地方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也为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然而，记者走访调研中发现，民间手艺人和传承人普遍年龄较大，而年轻人又不愿意学习传统技艺，人才匮乏严重。据Z省统计，当地民族民间手工艺生产的中坚力量，年龄都在55岁以上，40岁至55岁年龄段的高级技术人员也出现断层。

“现在的年轻人宁愿到城里端盘子，也不愿意在家里当绣工。”湖南工艺美术大师、总工艺师江某说，“我自己的儿女、侄子，都不愿意干这个。学艺要有个过程，至少两三年才能见效益，刚开始一个月赚几百块钱，很难留住年轻人。”

基层文化工作者和专家认为，发展农村特色文化产业，人才问题应放在第一位。当前应强化人才培养的保障和激励机制，完善专家和行业评估体系，破解人才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