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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年初一，云南红河州委宣传部官方微博爆出“猛料”，公布了红河州委宣传部部长伍皓的公车牌号“云G99099”。伍皓证实，他主动要求公布了他的公车车牌号，“禁止公车私用从我做起，求大家监督我”。

伍皓自曝公车牌号，立刻成为舆论焦点。很多人叫好，也有很多人质疑。其中最大的质疑是：作为副厅级官员，伍皓没资格享有专车待遇。日前，伍皓专门作出回应称，不是“专车”是“公车”。他同时表示：主动公布车牌是“微改革”。如果全国每个地方、每个部门、每个单位都能坚持“微改革”，就可能汇成改革的最强音。

公车私用，是久治不愈的顽疾。自上而下的公车管理制度和改革，时常遭遇自下而上的“软抵抗”，要么形同虚设，要么无疾而终。社会公众，仍在翘首以待。现实条件下，公车改革能否积滴水为大川，形成不可逆之势，进而带动三公消费改革的破局，官员的自觉配合起着重要作用。毕竟，在政府主导式改革中，官员的态度和立场是重要矢量，既可能影响改革的方向，也会影响改革的成本。伍皓主动公布车牌之举，既与治理三公消费方向一致，又与公众愿望合拍，理应认同。如同此前不少官员表示愿意公开财产一样，这样的愿望，都应该成为破冰正能量集聚的开端，而不是套用理论上的正义求全责备。

其实，伍皓自曝车牌，与此前一些地方的公车改革试验一样，都表明了体制内呼应改革的愿望。个人愿望固然单薄，但也表达了一种立场。这种立场表明，公车改革存在社会愿望与体制愿望的交集点，这种交集是一项系统性改革必须具备的前提。有了这个交集，才可能有稳妥而高质量的顶层设计。顶层设计，不应是高高在上的文本设置，而应具有接地气并能得到响应的现实底色。

从这个角度说，伍皓是不是有资格坐专车，是否把公车当专车用，并非关键所在。涉及体制层面的系统性改革，都不是实验室实验。实验室实验，可以追求高标准的纯净的实验环境，而公车改革，说到底是官场利益和官场惯性的重新调整和适应，求全责备，只会分流主动改革的意愿，造成改革成本的增大，而不会带来实质性的改进。

在一般概念里，恶猜公权，固然可称作将权力关进笼子里的思维前提，但是，不能恶猜那些愿意改革之举，无论是叫微改革还是其他。即使这种举动不那么完满，却也是值得呵护的萌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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